＃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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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猶太大屠殺紀念日」（Holocasust Remmebrance Day），早上十點鐘，警鈴在整個以色列的上空響足了兩分鐘。全國人民放下手上所有事起立默哀兩分鐘。這一天，只紀念不放假！ 我在網路上跟台灣朋友聊到這一天各級學校、機關與社區的紀念活動。網路另一頭的朋友突然問我：「以色列這麼強調大屠殺這件事，不擔心帶來更多仇恨？不擔心青少年會攻擊德國遊客，燒德國國旗？」 「誰說遺忘就是原諒，紀念就是仇恨？」我在網路的這一頭也忍不住叫出來了！ 「可是在台灣，很多人只要一提二二八事件，就會被說是『揭開歷史傷口，製造族群衝突與仇恨』」朋友有些困惑的跟我說。 「如果是『傷口』，該做的事情是療傷吧？如果只是因為揭開傷口會痛就當做沒看到，不想理，直接遺忘，那會不會因為缺乏治療而化膿紅腫，最後變成嚴重感染？那樣這種『歷史傷口』就真的是族群之間或國與國之間不能化解，一碰就發高燒的禁忌點了啊！」我繼續說「而且台灣政府多年來不道歉，道歉了之後，又馬上就要人家原諒，又要人家遺忘，那怎麼可能？如果沒有相互理解，如果受了傷不能被同理，被接納，怎麼可以要求被害者住嘴呢？」 「妳是說透過不斷的提醒與討論這件事，反而可以讓猶太人不恨德國人？」我朋友更不解的問。他知道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以及蘇俄地區共有約800萬的猶太人；二戰死了約600萬人，也就是死了34的人口，這根本就是民族滅絕了。死了這麼多猶太人，那有不恨德國人的道理？ 「那要看以色列學校與社區怎麼教小孩囉！」我回答道。大人面對這種歷史傷口的態度自然而然會影響到孩子對於另一個族群的看法。 「那以色列教育怎麼教？」我朋友好奇的問。 以色列的「大屠殺教育」從幼稚園開始––對！就是從幼稚園開始，而不是國高中才在課本寫到一點點，然後高中課綱一調整又被拿掉的狀況。 我家老三目前上小班，紀念日前夕，我收到來自導師的信，告訴我們如何教導這個年紀的孩子瞭解這件事。 「…歷史很殘酷，而孩子還很小…記住過濾電視中過於悲慘的二戰集中營畫面，跟孩子好好談談警報這件事。因為突然響起的警報聲很嚇人…不要在這一天阻止孩子的玩樂與歡笑，悲傷之中正常生活必須持續下去…真的要跟小孩為這一天做什麼，那就一起點蠟燭，談談在家中在大屠殺中凋零的長輩做紀念吧！」 因此這一天，我們關掉了電視，在家裡跟老三一起點起了蠟燭。我們全家人坐在蠟燭前談雅爸外婆在德國的生活，談反猶風潮對她成長的影響、談她離開德國時只帶了一張全家的合照，沒想到後來兩戰爆發，她全家全部死在集中營，那張合照成為她唯一的財產與紀念…這種紀念，愛與懷念比其他情感多很多。 在上小學之後，「大屠殺教育」內容一開始是參加每年的紀念儀式，警鈴響起時的默哀。接著是看「安妮日記」、倖存者的回憶錄、認識戰爭中無畏救助猶太人的英雄…漸漸擴大到對於整個事件的歷史脈絡以及人性探討。以色列教育部在高中歷史教育部份，編集單冊的「大屠殺歷史」文本，將二戰歷史中「猶太大屠殺」這部份抽出來做詳細說明。 接著，在學校各年級的年度旅行中，參觀以色列的位於耶路撒冷「大屠殺博物館」為「基本景點」。等小孩再大一點，教育部則每年編列3～5千萬謝克爾（約3～4.5億新台幣的預算）供以色列8,000～10,000名高中生前往波蘭或德國進行集中營或大屠殺學習參觀之旅。 在今日的歐洲，一些集中營已經成為博物館，而其中位於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是最有名的。在二戰期間，約有110萬猶太人死於這個集中營。 「這次的行程很忙，很沈重」我的姪女奇莉從波蘭旅行後回來告訴我「但我也更加知道自己是誰，我的族人經歷了什麼樣的歷史」 不只是讓猶太人對自己更有認同感跟患難感，更有趣的結果是，看到了集中營如何虐待、燒死猶太人後，這樣的行程並沒有讓以色列人更恨德國人！ 根據以色列「國土報」的調查，83%去過這趟旅行的高中生，認為這趟旅行讓他們更瞭解戰爭中沒有絕對的是非，並不是所有幫助納粹殺害猶太人的都是壞人，也讓他們更加瞭解人性（無論是弱點或光明面），「我們在那裡有很多的討論會，有很多的辯論。坐在集中營之中，會感受到戰爭之下，死亡的壓力有多大，一個人的力量有多小。如果一大群的猶太人都沒辦法反抗那些拿槍的人，又如何要求那些聽命行事的小兵們做什麼？」姪女奇莉這樣告訴我。 而為了更進一步的與對方接觸，這類的討論會，偶爾也會邀請納粹的後代跟猶太的後代做對話。以色列導演卡諾‧傑耶維（Chanoch Ze’evi）在2012年上市的紀錄片「希特勒的兒女」（Hitler’s children）中，就拍到以色列的高中學子在德國參觀時與希特勒身旁領導人後代的對話。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後代，用著不同的語言，面對同一個歷史傷痛。 年輕的高中女學生用著希伯來文詢問對方：「你的祖父，屠殺…殘害…滅絕我的家人。我真的很想知道，他真的完全不在意嗎？」短短的幾句話，女學生說到泣不成聲，對方也紅了眼眶，眼淚直流，無法作答。最後回答的是原本站在旁邊的大屠殺倖存者，他向前擁抱了加害者的後代，用英文真誠的告訴他：「你不需要為你祖父做過的事情贖罪。你願意來到這裡已經代表你的心意…」 七十年，可以和解，可以對話，但帶不走殺害600萬人的傷痛跟悲憤，要開口說原諒，又那裡有這麼容易？ 然而透過不間斷的對話、溝通、討論、紀念，理解開始漸漸出現。以色列的後代，也開始看到那些納粹的後代，是如何受困於他們長輩所做的錯事中，漸漸瞭解到，他們其實也是歷史的受害者。 所以，如果你問我不停的提醒、紀念、強調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化解仇恨？我的回答是：「是的！就是要雙方不停的溝通、討論，才能讓受害者的疑問得以獲得解答、委屈的情緒得以獲得安慰與理解。當人性正面的情緒開始抬頭，救償才有可能到來！ 「當然，這是猶太人的集體創傷跟歷史。我們並不教仇恨，因為那於事無補。也在每次教學中重覆告訴小孩目前的德國人與二戰的納粹雖然是同一國人，但不是同一群人。」老大小雅導師有次跟我提到這件事時，這樣告訴我。「其實不只是我們，德國政府也一樣，兩邊政府與人民都一直紀念與討論這件事。我們希望透過這種一直記得，一直被討論，一直被反省這個歷史的方式，找出避免人類再犯同樣的錯誤的方法！」 小雅已經唸完「安妮日記」，我問她，妳從書中學到什麼。她歪著頭想了一下之後告訴我：「會發生『大屠殺』這件事，是因為那時猶太人不夠強大，安妮才需要東逃西躲。我們現在有國家了，就要避免讓這件事再發生在猶太人身上！」 小雅導師與小雅自己的結論，其實就是以色列政府與教育部教導人民對於這件事情的態度：「記住！絕不再發生一次」（Remember! Never Again 要記住了，才有互相溝通，互相理解的可能性；要記住了，才有可能從歷史之中記取教訓；也只有記住了，才有可能從中學習到超越仇恨的人性價值！ 所以，如果至今二二八對於台灣人而言仍然是難言而無法脫離的悲傷，就我的看法，那應該是政府、人民、加害者與受害者都討論得太少，遺忘得太快的結果吧！ 最後，附上車流繁忙的高架橋上的駕駛聽到警報如何反應的影片。「大屠殺」這件事在猶太人的心目中有多麼大的影響力，以及人民如何認真的對待這件事，在影片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

【快速導覽目錄】 228連假每日管制重點總整理 228連假國道高乘載管制時間與路段...

繼農曆春節、228與清明連假結束後，今年尚有6個連假，5月初將迎來勞動節連假，共放3天。...

台灣是在這波冷空氣的邊緣，這波降溫最低點就在周五六清晨，周六日會回溫一兩度，但還是有涼意，很有機會持續到228...

這位女性，正打破一個228年來未被撼動的結構。...

台日棒球國際交流賽參賽球隊 2026台日棒球國際交流賽時間、地點 比賽日期：225（三）～228...

週四（23日）~週日（26日）：228連假前期。...

促轉會的調查報告指出，當時林宅已被情治系統監控，警方偵辦方向曾連3變，卻未曾將是否為政府下令或少數人員失控所為等列入考慮；且林義雄在治喪期間仍遭警方跟監，甚至林義雄收奠儀後致送「哀感謝」紙包，都被說是發傳單。 民國69年2月28日，時任台灣省議會議員、美麗島事件被告林義雄的母親游阿妹，7歲雙胞胎女兒林亮均、林亭均在台北市住家遭刺身亡，9歲長女林奐均重傷、經救治後生還，因此被稱為「林宅血案」，時至今日仍無法破案。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民國109年的「林義雄宅血案調查報告」，當年情治單位與刑事局調查林宅血案時，起初偵辦方向指向黨外人士為報復林義雄而主導的政治謀殺，並錯誤判斷林奐均認識兇手，進而推斷外國人家博（J. Bruce Jacobs）涉案；但案情卻始終未能突破，且政府還宣稱林義雄等人不願配合偵辦，暗指被害人知悉內情，以呼應黨外人士行兇的假設。 隨後，專案小組接獲署名「何火成」投書，暗示自己與林宅血案有關，因此辦案轉向「神智不正常者的膽大妄為」，但因證據薄弱未有結果。專案小組後來又認為，可能是由「國際陰謀分子」犯案，並鎖定早在林宅血案發生前就被驅逐出境的施明德前妻艾琳達，最終案情仍一無所獲。 當時的專案人員始終未考量兇手為何能在情治系統監控林宅之下行凶，也未曾考慮是否為政府下令或少數人員失控所為，導致偵辦方向自始受限、錯失破案時機，且凶嫌曾使用林宅電話撥出電話，情治機關曾握有監聽錄音，但疑似在案發後遭銷毀。 林義雄因林宅血案暫獲保釋期間，與情治機關的關係緊張，根據當時對周清玉（美麗島事件被捕律師姚嘉文妻子）的監聽紀錄指出：「兩天前林義雄又被抓去，理由是違反居住限制。如果說是有人去見林，他們都替林發言，說不見客；去上香，都被拍照，威脅人家。做百日那天，林上街買菜，警察跟在後面說，怎可以賣肉粽給林。林好氣，快發瘋了。」 周清玉的監聽紀錄還指出：「林收奠儀，送毛巾，寫著『哀感謝』的紙包，就說林在發傳單，林雇計程車偕其妻赴台中省議會取回衣物，在泰山收費站被收押。大家都好生氣，說如果不讓林去，就叫他不要去，又何必收押，林精神很差，傷痕還在。」 促轉會於107年成立時，距林宅血案發生已近40年，許多檔案已銷毀，刑事局的檔案也因民國90年的納莉颱風而毀壞。雖然調用檔案的困境在108年「政治檔案條例」施行後大幅改善，但國安局援引「政治檔案條例」第8條第2項規定，導致該批檔案須於屆滿50年後才開放閱覽，其中除國安局檔案外，還有警總、調查局等機關來文，大幅影響檔案開放應用。 「世紀血案」製作單位費思兔文化娛樂與風尚國際文化傳媒發出聯合聲明，強調林義雄先生是受國人尊重的黨外運動前輩，其家中發生如此不幸事故，舉國哀悼，「我們絕無不敬之意，未能在第一時間登門請教，未來也將以尊重為前提，主動說明、並虛心聆聽任何可能的意見與指教。」 製作單位提及，台灣「林家血案」是許多人心中的重要歷史懸案，即便已過去45年，案情始終沒有任何突破，但隨著時空推移，許多當事人都陸續出書，回憶當年情景。因此也增添大量新的資訊，電影中才以虛構的「女記者」去重新審視整理各種新舊視角。 稍早主演群包括楊小黎、李千娜、簡嫚書都發文致歉，製作單位強調，演員職責在於專業表演，對於在執行過程中的疏失及溝通不周，導致演員進而遭受輿論波及、造成社會大眾疑慮，「本公司在此鄭重致歉，並會負起應有的責任。」 此片導演徐琨華也發聲明，他表示作為由製作公司聘用的導演，有責任去回應大眾的疑慮，並對錯誤負起責任並道歉。 徐琨華在聲明中透露，「世紀血案」劇本由出品人蘇敬軾親自編劇完成，而接到劇本第一次溝通的時候有提及當事人及家屬的意願問題以及相關溝通，蘇敬軾則回應是，「因為林義雄先生曾公開表示不願談及家門不幸之事，他希望在此事尊重林先生的意願的情況下，推進電影工作」。 徐琨華看了劇本後，「讀到的都是對林先生及其家人方方面面的正面描寫，並且為其遭遇感到悲憤不平，在這情況下我便接受了這樣的說法，並接下了這個工作」；徐琨華表示，「林先生與家屬的感受仍然是本片籌備當中最關鍵最重要的因素。在這一點上，我身為導演確有思慮不周之處，必須向林先生與家屬誠摯地道歉」。 徐琨華的父親徐小明是台灣電影製片兼導演，其祖父徐梅鄰曾任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發言人，徐琨華在聲明中也提及個人的身世背景跟林家血案這個悲劇本身，迄今仍存在著難以忽略的調適難度。「我忽略了我的身分本身，對受害者家屬而言就是一種傷害，這是我思慮不周，我願意承受所有的指教，為傷痕的彌合而努力」。 參演的演員群陸續道歉，徐琨華也呼籲外界不要再怪罪參與這部電影的所有演員與工作人員。「絕大部分的演員是因為我而參與演出，我很感激他們的參與，但我身為導演沒能保護好演員與工作人員的這份信任，讓他們受到指責並不得不面對爭議，我深感抱歉」。 責任編輯：陳芊吟 ...

二月，有個你一定要深刻認識的日子。要認真紀念這個日子，就不能不談「轉型正義」。 一個屬於台灣人的節日 小學的社會領域有個單元在談「傳統文化」，其中談到了傳統節慶，我問大家：「節日中有真正專屬於臺灣本土的節日嗎？」孩子們七嘴八舌的說「端午節」、「中秋節」、「清明節」、「國慶日」、「光復節」，然後有人說「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課本原意應該是指漢人的傳統節慶，也就是春節、清明、端午這些，但幾乎有漢人的地方就會過這樣的節慶，像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民情靠近的日本可能也部分相似，說「專屬臺灣」恐怕不盡然。 再來，也許「國慶日」算是臺灣唯一，但如果仔細探究歷史，這個日子原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的清朝時期帶領一群革命志士，歷經11次革命總算成功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民國政權的日子，當時是西元1911年10月10日，這時的臺灣正屬於日本統治的時代，蔣渭水還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讀書。這個屬於中國的政權大轉移，事實上臺灣並沒有直接參與（只有少數人在臺灣組織運作革命），政權移轉後對臺灣也沒有太大的影響。總之，這個日子，就歷史起源來看，跟臺灣的淵源不大。 而「光復節」更令人匪夷所思。在1945年，二次大戰日本戰敗，當年10月25日盟軍中、美、英、蘇四國來臺灣接受日本投降，於是訂這一天為臺灣光復節。但其實這個「光復節」是臺灣人對中國一廂情願的傾慕，以為自己脫離了日本的殖民，可以在同文同種的中國政府統治中，得到平等的對待與更好的生活，豈知接下來的日子竟讓臺灣人吃盡苦頭，不但政府貪汙腐敗，軍隊素質極差，把整個社會搞得又髒又亂，物價高漲，民不聊生，甚至還在一年多後爆發二二八事件…「光復」一詞極其諷刺！ 「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或許才稱得上真正屬於臺灣的日子，這個日子印刻著臺灣一段深沉傷痛的歷史。但是，連這個「紀念日」都得來不易。 那段白色的記憶 我小時候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總統都姓「蔣」，讓我以為「蔣總統」就是一個專有名詞，而且前面還要空一格，唸的時候要立正以示尊敬（演講時尤其誇張），如果那時候我不小心認識了蔣渭水（事實上根本不可能有機會認識），我一定以為這是同一家人，一個專門擔任元首的皇室家族。 現在的我回想那些日子，讀著中國的歷史地理、練習說一口標準的國語（摒棄滋養我長大的母語）、唱著龍的傳人、寫著反攻大陸的作文…我常在想，在這樣的蒼白年代裡，二二八的記憶到底是怎麼躲藏的？這麼痛的傷痕，肯定時常在孩子那些無知的歌聲裡獨自嘆息；這麼心碎的記憶，一定是得用力壓抑才有辦法藏進一日過一日的縫隙裡。 威權的控制像漫天白沙，鋪天蓋地而來，生活一切幾乎無一倖免。從空間，且看那些不斷重複且對當地人毫無意義的路名、校名、館名、公園；從文化，且看教科書、媒體廣告、節日慶典， 連歌曲、文宣出版品都不放過， 還有那個硬生生被拔除的母語…不只細且深廣，在時間上還長達38年的戒嚴。以致在解嚴二十多年後的現在，代表威權時期的標誌仍處處可見。 這些，決不是簡單的解除戒嚴令就可以翻轉。我們需要「轉型正義」的工程，對應著那麼長那麼深的控制，這工程也絕非一蹴可幾。 你不能不知道「轉型正義」 我知道對很多人來說，「轉型正義」這個名詞還有些陌生。 從前面的敘述，也許你已經知道這件事跟威權體制有關。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有類似的歷史經驗，像納粹屠殺猶太人的事件，整個歐洲關於此事的轉型正義腳步都還在繼續著。 但何以我們如此陌生且難以想像，那是因為我們社會的實踐太少，即使有，這些實踐沒有被理解為「轉型正義」。於是「轉型正義」的連鎖工程才無以為繼。 從「介壽路」到「中正紀念堂」 現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以前的名稱是「介壽路」。全臺灣的「介壽路」還有很多條，這個命名主要取自「蔣介石萬壽無疆」的意涵。從這個命名裡，我們不只看見歷史認知的錯亂，還充滿著對威權者的諂媚文化。1996年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決意將此道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當時遭受了不少阻撓，「凱達格蘭」之名在紀念位於台北盆地的平埔族群「凱達格蘭族」，但大部分的人對平埔族的認識極為淺薄，甚至有人以為這是引自外國的路名。也有人認為路名任意修改會造成用路人的困擾（但這些路名長期以來侵蝕人民的歷史認知，大家卻不以為意）。 拿掉「介壽路」，讓我們重新看到早就習以為常的謬誤，力排眾議更名「凱達格蘭大道」，讓我們重新聽見在歷史裡被消音的族群。看到錯誤，還原真相，也盡可能拔除威權的遺毒。這是轉型正義的重要步驟。 別怕舊事重提 1995年，我們看到總統代表政府為二二八事件道歉，立法院也修法通過，受難者家屬可以得到相關的賠償，二二八和平紀念日訂定，各地也看到紀念館、紀念碑紛紛成立，很多人會認為二二八事件已經得到平反。但是，這件事真的得到轉型正義了嗎？ 如果有人跑來打你一頓，你受了傷，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然後你聽到一句「抱歉」，還留一筆錢給你去看醫生。你願意接受嗎？ 轉型正義，當然不是道歉、立碑、賠錢就能過去。很多受難者家屬還是不明白，這個家破人亡的悲劇是怎麼一回事？那些充滿驚恐的日子所為何來？事件的真相並不只是告訴我們誰被殺了或誰死了，而是要追究是誰決定了這個屠殺的行動？為什麼要這樣做？只有真相大白之時，道歉才真正成立，而原諒才有可能發生！ 相較二戰時期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這段歷史，總是有許多學術研究、文學著作、電影、裝置藝術不斷的從各種角度利用各種媒材書寫論述追究這段歷史，不會有人被冠上重翻傷口或撕裂族群的罪名。不斷凝視真相，追究事件加害者的責任，也不斷反省自己在事件裡的作為，大家誠惶誠恐的就是怕有人忘記教訓，害怕歷史重演。 但是，在二二八事件裡卻有一定的困難，有人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我們要向前看、拚經濟。」也有人說：「舊事重提會撕裂族群感情，破壞和諧。」受害者要求真相卻被認為是想多要賠償金，政治人物要求真相會被冠上藍綠惡鬥的標籤，人民要求真相被認為泛政治化，於是我們的轉型正義只轉了一半過不去，很多人還是覺得事情已經解決了不需重提。因此，一大堆中正堂、中正公園、中正路、中正國小、中正國中……想想看，一個受難者的後代所讀的學校是加害者的名號，這是怎樣的荒謬場景？ 還有在新聞上沸沸揚揚的「南榕廣場」命名事件。二二八轉型正義的開端是「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發起人鄭南榕還來不及看到二二八的平反，就為了爭取百分百的言論自由而自焚殉道了，連國民黨執政的台北市，都願意在鄭南榕雜誌社所在的民權東路3段106巷3弄，正式掛牌為「自由巷」；而成大學生為新落成的廣場命名為「南榕廣場」，竟被校方否決。 成大是鄭南榕的第一所大學，時間不長，對比於鄭南榕對臺灣民主發展的貢獻，成大算是沾了光。但「南榕」兩字仍被校長認為是涉及「政治性」與「特定的意識形態」，而這些將可能造成校園的「不安定」。這是威權者非常慣用的伎倆，先企圖與「政治」切割，再引發可能衝突不安定的想像。殊不知「去政治」的言論其實是最政治的（所以才會有同學很聽話的把光復校區的「光復」兩字拆掉）。臺灣「轉型正義」的未實現，這個事件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鮮明的指標！ 在生活中，辨認權威的痕跡 聽起來，轉型正義好像是政府的事，一個孩子可以做什麼？我認為，人民如果沒有覺醒，轉型正義無從發生。看見真相的勇氣和能力需要鍛鍊；追究歷史真相必須廣泛閱讀且深刻思考。不止看教科書（或有權勢者）說了什麼，還要知道他們什麼沒說，以及，為什麼要這樣說、為什麼用這種方式說。要能在生活的細節中辨識威權的痕跡—空間的，好好思考那些牌樓、命名、標語、位置的安排；還有人的，那些權力的運用、話語、對待—你務必保持警醒。 因為轉型正義的未完成，人民和政府都還沒認真的反省與看見教訓，於是當權者恣意破壞剝奪人民的身家財產仍時有所聞，人民的街頭抗爭要忍受警察的監控和驅趕，還有人因此而被起訴。 在我成長的這一代，大都是在嚴密控制下長大的，很多人因此害怕威權、恐懼政治、很擔心「不安定」。這些人現在可能正是你的老師或長輩，你也許會諒解我們這些長輩對政治或公共事務的冷漠或擔心，但你們沒有理由讓自己也繼續這樣的景況。歷史要真正翻到下一頁，不讓那些前人的血淚白白犧牲，也不讓悲劇重蹈覆轍，在二二八的歷史刻痕中，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DS_BOX_15001} {DS_BOX_11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