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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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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2007年,時任中國國家總理的溫家寶指出「中國經濟存在著巨大問題,依然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的問題。」如今,不平衡狀態依然存在,而中國經濟則太過集中於投資領域並過度依賴於信貸。 當前的中國領導層承諾要建立一個更為均衡的發展模式,並相信市場會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但當某些領域需要更強監管之時,中國官員們不應奢望自由市場會成為金融部門的一劑萬能藥。事實上,中國目前的經濟不平衡狀況,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反映出由信貸市場競爭所產生的危機。 即便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中國的年均投資GDP比率就達到極高的40%水平,而經濟學家們也在呼籲向經濟成長應該更多的轉型成消費導向。2012年上述比率上升到47%,而工程建設已經占到了全部產值的40%。總信貸量也從相當於GDP的130%飆升到200%,無論是銀行貸款還是「影子銀行」信貸都急劇擴張。 中國和全球經濟都從這一刺激行動中受益,而這也在危險的通縮時期推高了總需求。但這也導致了在重工業,房地產以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大量浪費,為中國留下了壞帳的挑戰。 在許多領域,市場紀律的強化確實在應對失衡狀況的結構性原因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壓低價格的農村土地鼓勵了過度浪費的建設投資。中央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正常所有權關係的缺失,令後者可以只支付最低限度的紅利並且過度投資。銀行存款利率的上限,導致家庭儲蓄者實際上是巨額補貼了企業貸款者。國企也比私企更容易從國有銀行得到貸款。 但日本在1980年代的經驗證明,那種認為金融自由化就能使經濟走向平衡穩定的想法是錯誤的。正如喬·斯蒂維爾(Joe Studwell)在其著作《亞洲是如何運行》中證明的那樣,無論是日本或韓國,都不是通過自由市場的信貸實現經濟奇蹟的,相反,它們是依靠有意將信貸導入工業發展而非房地產或消費實現成功的。 當日本在1980年代放鬆對銀行系統的管制之後,接著就是一場巨大的房地產泡沫以及隨後的經濟破滅,結果就是持續20年的低速增長和通縮。中國的人均收入在1990年僅相當於日本的14,如果中國在實現發達國家生活水平出現了類似的挫折,那必將是悲劇性的。 然而中國經濟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房地產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高樓住宅、大型交通樞紐、會議中心,體育館和博物館,都比在同一經濟發展階段的日本和韓國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這反映出兩大中國特色因素:第一大特色是當局強調「城市化」,但這種城市化本身就是目的,而非工業化的副產品。其二是中國實現經濟發展的「去中心化」手段,區域之間不斷競爭,各城市都以宏大華麗的城市基礎設施項目為榮。 在這一混合體中的共有特點則是,世界各地的銀行都可以創造出原本不存在的私人信貸,資金以及購買力,而如果不受公共政策限制的話,這些銀行都有一個必然的偏好,就是把上述創造物投入到房地產發展中去,並因此推高土地價格。 即便排除了明顯的市場扭曲並強化市場紀律,這些因素依然會導致房產建設泡沫並最終破裂。危機前的愛爾蘭和西班牙銀行都和中國的國有銀行一樣擁有資助過度房地產建設的能力。 因此,即便中國引入了更多的市場管制來取得一個積極的成效,它必須計劃好用發達經濟體在2008年危機前缺失的政策工具去限制信貸創造。同時對銀行資本​​金的要求,對房地產貸款方面的風險權重應該要比銀行內部信貸風險更高。 中國人民銀行應當維持商業銀行的資本儲備要求以限制信貸創造,而不是像2008年前的發達經濟體那樣將其視為過時的東西。影子銀行的信貸供應必須嚴加規管。對信貸週期的控制能力至關重要,不可拱手讓給自由市場。 中國因此面對這一個嚴峻的挑戰。它必須實施轉型,不是朝向導致了2008年危機的西方模式,而是實現一個將某些市場管制因素和強大公共政策限制相結合的全新模式。 這場轉型能否平穩進行,對全世界來說都非常重要。到2020年代初期,中國的GDP將達20兆。如果信貸GDP比率在那時達到250%,就意味著總貸款和債務證券價值將達到50兆,比美國2008年的次級貸款規模還大3倍。如今,大多數債務的償付都在國有部門以內,比如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但隨著私人部門不斷發展,國企受到嚴格預算限制,外部資本帳戶被放開,這一龐大信貸數額將導致全球金融風險不斷增大。 我們希望中國政府能比2008年危機前的發達經濟體政策制定者們更好地認識到自由市場的優點和風險。如果不是的話,另一場危機——而且比前一場更加劇烈——將不可避免。 阿達爾·特納(Adair Turner),英國金融服務局前主席,現任英國金融政策委員會委員,上議院議員。 {DS_BOX_10500} ...

2014.05.14

國際

來源:Darmvlinder@flickr, CC BY-ND 2.0 2008年至今,這段時期產生了大量經濟謬誤,大部分來自政治領袖之口。下面是我最喜歡的四種謬誤。 謬誤一:家庭主婦說:「德國總理梅克爾在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後告訴我們,有多少錢,就過多少錢的生活。」 這一貌似合理的邏輯,是造成今天經濟緊縮的根源。如果每一位家庭主婦都削減開支,總消費就會下降,勞動力需求也隨之降低。如果家庭主婦的丈夫又丟了工作,那整個家庭的經濟情況就會比之前更差。 會犯這個謬誤,是因為,對單一個家庭或單一企業有意義的作法,未必對整體經濟有意義。凱因斯指出所謂的「節儉悖論」,就是:如果所有人都在壞景氣時試圖做更多儲蓄,總需求就會因消費和經濟成長下降,最後就會降低總儲蓄。 如果政府試圖削減赤字,家庭和企業就必須收緊錢袋,導致總支出減少。結果,不管政府削減多少支出,其赤字都很難下降。而如果所有國家同時追求緊縮,對每個國家商品的需求都會下降,這將導致更低的國內和國外消費,讓所有人境況都變差。 謬誤二:政府不能花它所沒有的錢。這個謬誤,常被英國首相卡麥隆不斷重複提起,他認為政府和家庭及企業一樣,受預算約束。 但政府和家庭、企業是不同的,它們可以藉由發行債券,隨時獲得所需要的錢。 但負債不斷增加的政府,難道不會因為必須支付越來越高的利率,導致債務維持成本吃掉其所有歲入嗎?答案是不會!中央銀行可以印足夠多的鈔票降低政府債務成本。這就是所謂的量化寬鬆所幹的事。在近零利率條件下,大部分西方國家政府想不借錢都難。 不過,這個做法,對於沒有自己的中央銀行的政府就不成立。沒有自己的中央銀行,政府就面臨著與家庭主婦一模一樣的預算約束。這就是一些歐元區成員國泥足深陷、直到歐洲央行出手幫忙才緩過來的原因。 謬誤三:國民債務,就是要靠之後增稅補回來。根據這被再三重複的謬誤,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債券籌資,但是,由於債券就是貸款,它們必須被償還,而償還之法唯有增稅。此外,因為納稅人預期到這一點,他們會從現在開始儲蓄,以應對未來納稅賬單。政府越是借錢為僅今天的支出融資,公眾就越是儲蓄以支付未來稅收,這將擠出一切擴大借貸產生的刺激效果。 這一觀點的問題在於,政府很少不得不「償還」它們的債務。它們可以選擇這樣做,但在絕大部分情形中,它們會通過發行債券,延展償還期。債券的期限越長,政府必須到市場上籌集新貸款的頻率就越低。 更重要的是,當存在閒置資源時(比如,當失業率遠遠高於正常水平時),來自政府借貸的支出能讓這些資源獲得使用。由此造成的政府歲入的增加(加上用於失業者的支出的減少)可以償還增加的借款而不必增稅。 謬誤四:國民債務是子孫後代的負擔。這一謬誤被一遍又一遍地提及,以至於已經成為了一種集體下意識。這個觀點說,如果當前一代花的比賺的多,那麼下一代就必須賺的比花的多,以償還債務。 但這忽視了一個事實——同一筆債務的債權人,同樣也是被認為會背上負擔的子孫後代的一部分。設想我的孩子必須償還我所欠下的債務,他們的境況會變差,但你的境況會變好。這可能不利於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因為這會損債務人而補債權人,但子孫後代並不會面臨淨債務。 經濟學中充滿了謬誤,因為它不是物理學和化學這樣的自然科學。經濟學命題很少有絕對正確或絕對錯誤的。某些環境中的真理在另一些環境中可以是謬誤。畢竟,許多命題的正確性取決於人們的預期。 那麼,我們如何區分經濟學中的正確命題和錯誤命題?也許分割線應該劃在只有人們期望它為真才為真的命題,和不管觀念如何都為真的命題之間。「如果所有人都在衰退中儲蓄更多,我們的境況將變好」這樣的說法是絕對錯誤的。我們的境況將變差。但是,「政府借錢越多,就必須掏更多的錢用於償還它的借款」這樣的說法有時是正確的,有時是錯誤的。 或者,也許分割線應該劃在取決於合理行為假設的命題,和取決於荒唐行為假設的命題之間。如果人們將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錢借款都儲蓄起來,支出就不會有刺激效果。但這樣的人只存在於經濟學家的模型中。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是英國上議院議員,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榮譽教授。 {DS_BOX_10500} ...

2013.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