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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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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

在我協助企業培訓的過程中,有套工作方法「國際PJ法」時常被我提及,在這個方法中,辨識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如果有個狀況你認為不是問題,釀成大禍後再來想辦法解決就來不及了。或是你認為是問題,但你的主管不認為時,就無法達成共識。由此可見,「辨識問題」是多麼重要的事情。 我在上課時常說:「如果問題無法量化,就無法解決。」意思是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如果你只用形容詞來描述狀況,會讓人難以理解,也就很難找到解決方案。因此,辨識問題的第一步就是要量化問題。 以「會議沒效率」為例,這是一個形容詞描述。要將其量化,首先要找到指標。在這個案例中,衡量指標是會議時間,接著再使用AIG方法來辨識問題: A(Actual):現況水準,例如:現況開會4小時。 I(Ideal):理想或目標,例如:目標2小時。 G(Gap):差距,即2小時。 透過AIG法,你就會知道會議沒效率是一個問題。所以透過這樣的量化,溝通變得更加清晰,也更容易理解問題的程度和改善的方向。 再舉2個例子: 「銷售業績不好是問題嗎?」 指標:業績數字。 A(Actual)現況:年營業額1000萬。 I(Ideal)目標:年營業額800萬。 G(Gap)差距:超出200萬。 從AIG法得知,銷售業績不好其實不是問題,因為現況年營業額有達成目標。 「公司員工離職率太高是問題嗎?」 指標:離職率百分比。 A(Actual)現況:15%。 I(Ideal)目標:10%。 G(Gap)差距:5%。 從AIG法得知,公司員工離職率太高是問題,因為現況大於公司設定的目標數字。 有些問題怎麼被量化? 有些學員跟我訴苦,「我的問題根本無法量化怎麼辦?」像是「我的自信心不夠」、「跨部門溝通不良」、「我的老闆不好溝通」等問題,這時怎麼辦呢? 其實無法量化的問題,還是有機會量化的,只是人們不習慣找出問題的衡量指標。我總結了十多年輔導企業的經驗,歸納出4個方法: 1.從問題尋找可衡量指標 其實90%以上的問題都可以被量化,只要找到並可衡量指標。 例如「我與主管經常吵架」,就能用吵架次數當作指標: A(Actual)現況:每月5次 I(Ideal)目標:每月2次 G(Gap)差距:5%。 2.使用量表來衡量問題 像是「我很沒自信」這類的問題,可以使用1~5分量表,並為每個分數定義明確的行為表現。 例如:現況是「每次上台報告都很緊張,講話吞吞吐吐的」,設定為2;希望能做到「上台不緊張,講話鏗鏘有力」,並設定為4。 3.將問題轉向場景,尋找可衡量指標 將難以量化的狀況,轉換成真實場景,從中尋找可衡量指標。 例如「我很沒自信」,可以轉換成「我上台報告時的緊張程度」,並把緊張「次數」當作衡量指標。例如每次報告都會感到緊張,希望能降到每3次報告只有緊張1次。 4.尋找核心問題 有些無法量化的問題,其實只是表面狀況,若能挖掘背後的核心問題,就有機會找到可衡量指標。 例如「跨部門溝通不良」的核心問題,可能是「供應商零件不良率過高」,導致品管部門招開跨部門會議,並出現溝通不良的情況。因此,衡量指標就是不良率。 辨識問題是很重要的步驟,當你遇到無法量化的問題時,可以善用以上4個方法。 責任編輯:陳瑋鴻核稿編輯:倪旻勤 ...

2025.01.09

財經

地方的銀行家以前是當地很有地位的人。他們控制了貨幣供給。如果你想買新車或借入房貸,你會穿上你最好的衣服,前去見在地的銀行家。這位銀行家是你所在社區的成員,很可能知道你不少事。 例如他很可能知道你是否常上教堂,知道你哥哥遇過的各種法律麻煩,知道你老闆(以及他的高爾夫球友)怎麼評價你的工作表現。他當然也知道你屬於什麼人種和族群,也會看你在貸款申請表上所填的資料。 這位銀行家的判斷往往受前面四個因素影響,無論他對此是否有意識。他也很可能比較信任他自己圈子裡的人。這是人性使然。但是,對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來說,這種數位年代之前的狀況,一如本書之前所講的一些數學毀滅性武器那麼惡劣。被視為外人的人(包括少數族裔和女性)往往被拒於千里之外。他們必須設法證明自己的財務狀況非常好,然後尋找開明的銀行家。 這根本不公平。後來出現了一種演算法,顯著改善了情況。數學家艾薩克(Earl Isaac)和他的工程師朋友費爾(Bill Fair)設計出一個他們稱為FICO的模型,用來評估一個人不償還貸款的風險。 計算這個FICO分數的公式只看借款人的財務狀況,主要是他的債務負擔和付款記錄。這個分數完全不考慮種族因素。FICO分數證實對銀行業非常有用,因為它對信用風險的預測比其他方法準確得多,也使銀行得以打開門迎接數以百萬計的新顧客。 FICO分數現在當然還有人用。信用資訊業者Experian、Transunion和Equifax均把來源各有不同的資料輸入到FICO模型裡,得出它們自己的信用分數。這些分數有許多可取的特質,不同於數學毀滅性武器。 首先,它們有明確的回饋環路。信用資訊業者可以看到哪些借款人違約,然後利用這些資料做一些分析。如果高分借款人的違約情況比模型所預測的來得嚴重,FICO 和信用資訊業者可以調整這些模型,盡可能提高它們的準確性。這是明智的統計應用。 信用分數也相對透明。例如FICO的網站便提供了一些有助提高信用分數的簡單指示,包括減少負債、準時支付帳單,以及停止申請新的信用卡。同樣重要的是,信用評分這一行是受政府規管的。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信用分數有問題,法律上你有權利要求業者提供你的信用報告,其內容包括計算信用分數所使用的全部資料,包括你償還房貸和支付公用事業帳單的記錄、你的總負債,以及你的信用額度使用百分比。雖然資料更正過程可能慢得令人受不了,如果你發現你的信用報告中有錯誤,你可以要求業者更正。 自從費爾和艾薩克開創了個人信用評分之後,評分之應用當然大為流行。現在我們會被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評估:統計學家和數學家拼湊他們蒐集得到的資料,從郵遞區號到我們的網路瀏覽形態以至最近的消費記錄,利用往往可說是偽科學的模型,計算出我們每個人的電子分數(e-scores),而其目的通常是估計我們的信用。 這些我們極少看得到的數字使某些人得到機會,同時也令另一些人得不到機會。這些電子分數不同於它們模仿的FICO分數,往往是任意、不可問責、不受規管和不公平的──簡而言之,它們是數學毀滅性武器。 維吉尼亞州公司Neustar提供了一個好例子。該公司為企業提供目標顧客篩選服務,包括協助管理客服中心的流量。Neustar的技術可以在一瞬間分析來電者的資料,然後排出優先次序。那些被視為高價值的顧客將能迅速獲得客服人員接聽,那些排在後面的人則必須等久一些,或是被轉接到外包的客服中心,主要由機器提供服務。 信用卡公司如第一資本(Capital One)也應用類似的技術:一旦有人到訪它們的網站,業者便迅速評估這些潛在顧客。它們往往可以取得訪客的網路瀏覽和消費形態資料,藉此掌握有關這些潛在顧客的大量有用資訊。在網路上瀏覽捷豹(Jaguar)新車款的人,很可能比在Carfax.com上查詢某輛2003年福特Taurus汽車資料的人富有。 許多評分系統也會了解訪客使用的電腦所在的地點。這項資料搭配房地產資料,可以推論訪客是否富有。如果訪客使用的電腦位於舊金山巴布亞台(Balboa Terrace),則他的潛在價值應該遠高於身處對岸東奧克蘭的訪客。 費爾和艾薩克造就的巨大進步,在於捨棄替代指標,改用直接相關的財務資料,例如潛在借款人歷來支付帳單的記錄。他們集中分析當事者個人,而不是與當事者相似的其他人。 電子分數則是一種倒退。電子評分系統利用大量的替代指標分析當事者。系統瞬間完成數千次「像你這樣的人通常會怎樣」的分析。如果「類似的人」當中,賴債不還的人(或甚至是罪犯)夠多,你也將被視為同樣的人。 想像一個上進且負責、出身自貧窮新移民家庭的人想創業,而且必須接受那種電子評分系統的評估,才能籌到第一筆資金。誰會願意給他機會呢?如果評估模型仰賴那種人口和行為數據,他很可能不會有機會。 這是一種進步,但它公平嗎? 這將是一個難題,因為就在舊信用模型的問題彰顯出來之際,強大的新業者正大力開拓這項業務。例如臉書便已替一種基於社群網絡的新類型信用評等註冊了專利。其目標表面看來是合理的。 想像一下:一名美國大學畢業生參與教會一項任務五年之久,協助非洲貧窮的村莊取得飲用水。他回到美國時,因為沒有信用記錄,很難取得貸款。但他臉書上的同學當中,都是投資銀行業人士、博士和軟體設計師之類的人。 根據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理論,他應該是不錯的放款對象。但同一套分析方法,很可能不利於伊利諾州東聖路易市一名勤勞的清潔工人,因為他很可能有很多失業的朋友,甚至還有幾名在坐牢的朋友。 在此同時,傳統銀行業者為求促進業務,正非常積極地蒐集和分析個人資料。但這些有牌照的銀行受聯邦法規和資訊揭露要求規管,這意味著它們若根據某些特徵區分顧客、給予不同的待遇,會有聲譽和法律上的風險。 因此,新興金融業者會選擇比較自由和不受規管的領域運作,也就毫不令人意外。畢竟創新有賴實驗的自由。因為新興業者可以掌握以PB(千兆位元組)計的消費者行為數據,而且運作幾乎不受規管,他們有大量機會可以創造新的商業模式。 例如多家公司正致力取代發薪日放款業者。後者可說是以窮忙族為目標顧客的「最後放款者」,為窮人提供融通所需的資金,收取極度高昂的利息。如果你向這些業者借入500美元,22週之後可能必須還1,500美元。因此,如果有高效率的新業者可以找到評估信用風險的新方法,找出信用品質較高的一批借款人,則它可以收取略低一點的利息,但仍然賺取厚利。 這正是梅瑞爾(Douglas Merrill)的構想。他是Google前營運長,自信可以利用大數據技術計算信用風險,以較低的利率提供發薪日貸款。2009年,他創立了新創企業ZestFinance。在該公司的網頁上,梅瑞爾宣稱:「所有數據都是信用數據。」換句話說,該公司在數據運用上,幾乎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ZestFinance購買各種數據,包括潛在顧客的手機帳單支付記錄,以及許多其他必須付錢才能取得或公開的數據。一如梅瑞爾所承諾,該公司收取的利率低於多數發薪日放款業者。你向ZestFinance 借入500美元,22週之後通常必須還900美元,比這一行的標準少了40%。 這是一種進步,但它公平嗎? ZestFinance 的演算法處理每一筆貸款申請時,可能考慮多達一萬個資料點,包括一些不尋常的資料,例如申請人填寫申請表時拼寫和標點有多正確、花了多少時間看申請說明,以及是否願意花時間看條款。該公司認為「遵守規則的人」信用品質較佳。 新創企業若是建立在數學毀滅性武器上,必將產生許多問題,即使這些公司抱持最大的善意。 我們來看「同儕借貸」(peer-to-peer lending)這一行的例子。這種生意始於約10年前,其概念是借貸雙方可以在撮合平台上找到彼此。這形同借貸之民主化。在更多人可以借到錢的同時,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可以成為小型放款者,賺取不錯的報酬。借貸雙方將可繞過貪婪的大銀行。 《富比世》雜誌一篇報導指出,同儕借貸平台的活動如今超過80%是利用機構提供的資金。對大銀行來說,這種新平台是一種方便的業務管道,是受嚴格規管的傳統銀行業務以外的一種出路。放款者經由同儕借貸系統,可以分析幾乎任何數據,並算出自己定義的電子分數。業者可以分析信用風險與顧客所處社區、郵遞區號和常光顧的商店的相關關係,而且完全不必向顧客發出尷尬的信件解釋這麼做的理由。 這對我們有何涵義?隨著電子分數的應用持續普及,相關業者根據一些秘密的公式將我們分類,而這些公式仰賴的資料有時充斥著錯誤。業者視我們為某類人的一員(而非獨立的個體),而我們很難擺脫這種標籤。 隨著電子分數玷污金融業,窮人的機會進一步受損。事實上,相對於胡作非為的許多數學毀滅性武器,以前那些抱持偏見的銀行放款主管看來不是那麼差。至少借款人可以察言觀色,試著訴諸這些銀行業者的人性。 {DS_BOX_21301} ...

2018.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