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士瑩

我問一位在烏干達代表美國Peace Corps（和平部隊）工作兩年的大學學妹王怡珺，以做為第一線工作者對於美國公益律師Bob Goff在《Love Does（中文譯名：為自己的人生做點事）》這本書中描寫在當地進行一個叫做「修復學校」計畫的看法時，她是這麼說的： 「宗教與禱告的確是烏干達當地人生活非常重要的力量，對於北烏干達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因為畢竟那邊常年戰亂，許多人家庭顛沛流離。但我個人其實不是很喜歡烏干達人的這種心態，想用禱告解決所有問題的心態、連想中樂透也禱告，我也不是很認同書中查理帶著那個男孩祈禱的舉動，讓那些沒有幸運被他握著手禱告的人該如何是好？」 「那麼如果不是禱告，你覺得烏干達教育需要的是什麼？」我的腦海裡出現烏干達半調子監獄的畫面，其實烏干達的監獄囚犯常在路邊做各種勞動服務，在外面的時候，甚至也可以像一般人那樣自由地去雜貨店買東西，到底有沒有人因此逃獄，也不得而知。 「他們需要的不是偶爾有幾個外國律師過來幫幾個幸運兒禱告、然後神奇的釋放，而是司法結構的改善。」 從NGO工作者的觀點來看，我完全可以理解她的挫折感。 烏干達是一個讓人充滿想像，充斥著非洲刻板印象的國度，正因為如此，王怡珺對於這點也特別敏感： 「LRA最後在烏干達境內的攻擊是2006年，到2012年時美國和平部隊已經在Gulu地區有志工計畫，進行戰後重建，這點Bob Goff應該比別人都更瞭解，但是他卻仍然把2012年的烏干達，形容成猶如仍在戰亂中充滿危險的人間煉獄，即使是南蘇丹和剛果都不應該被形容成這樣，畢竟全國並沒有一整個世代被消滅的事實，當地人均年齡很低的真實原因，並不是人均壽命太短太早死，而是因為新生兒太多，為了故事效果而這麼說，不就是加深讀者對於非洲的刻板印象嗎？」 所謂的LRA，是烏干達北部以及南蘇丹部分地區的游擊叛軍「聖主抵抗軍（Lord's Resistance Army）的簡稱，本身就是基督教傳到烏干達之後變形的怪物，1987年藉上帝之名，參與針對烏干達政府的叛亂，造成非洲其中一次持續時間最長的衝突。根據維基百科，聖主抵抗軍由約瑟夫·科尼領導，他欲建立一個基於十誡和阿喬利傳統的國家。但該組織被指嚴重侵犯人權，包括涉及致殘、施虐、強姦、綁架平民、使用童兵和屠殺等。 他們禱告嗎？我相信他們每天禱告。 無論是烏干達還是緬甸，當地人買了彩券，也都會祈禱中獎，他們虔誠嗎？不但挺虔誠的，還很真誠。 做為一個長期間在貧困社區中工作的NGO工作者，如果認為到教堂禱告、在神佛面前謙卑祈禱、在網路上集氣、從神轎底下鑽過去，可能不是這個世界最需要的，那什麼才更重要？ 王怡珺說：「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他來自比Gulu更北邊的Kitgum，那是當年內戰最嚴重的地方，他絕少提到自己的家人，在戰亂中他逃到烏干達的南邊。等到LRA撤退之後，他才再次回到自己的家鄉，創立一個社區組織，幫助像他一樣受到戰爭影響的年輕人，透過愛、關懷和信任，重新修補社區的防護網，也重新修補這些年輕人的內心。」 我相信修復的力量。這也是為什麼，我時常在對於從事NGO工作有興趣的年輕人面前，引述達賴喇嘛說的一段話：「這個世界並不需要更多成功的人，但是迫切需要各式各樣能夠帶來和平的人，能夠療瘉的人，能夠修復的人，會說故事的人，還有懂愛的人。」 然而烏干達需要修復的，不只是監獄體系，也不只戰後的百孔千瘡，還有國族的自信心。 之所以這麼說，是任何一個看到Bob Goff在烏干達當地照片的人，都無法不注意到他是唯一的白人，而且是個外國人的事實。為什麼烏干達會找一個美國人，代表自己的國家去擔任駐美國的大使呢？對此，王怡珺也發表她自己的看法： 「如果我被找去當烏干達駐美大使，我其實一點也不會開心。因為這代表烏干達政府仍然沒有自信、或者沒有人才，才會找一個非烏干達人來擔任這個職位，這完全不值得我高興啊。」 這讓我想到在路透社擔任駐中國記者的友人，對於電視競賽節目「Apprentice Asia」這一季中的中國代表卻是法國人，覺得荒誕無稽。其實這背後的文化意涵，比想像中還要深刻，要不然，每一年菲律賓或是泰國選美比賽中勝出的佳麗，不會幾乎每屆都剛好是有著一半歐洲血統的混血兒。 我期許自己能夠成為一個擁有修復能力的人，如此當我在困頓的時候，不需別人代禱、網路集氣，也能找到一條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麗的道路。 {DS_BOX_14253} ...

如果我問「你有幾個朋友？」你會怎麼回答？ 臉書上的朋友都是朋友嗎？那麼LINE上的呢？ 我常常跟剛認識的德國朋友開玩笑， 「信不信？我可以一猜就知道你有幾個好朋友。」 「怎麼可能？」他們完全不相信。 「你有3個好朋友。」我說。 「你怎麼會知道！」德國人覺得這簡直是太神奇了。 「因為你們德國人，每個人都不多不少，剛好有3個朋友啊！」我總是笑著解釋。 我的德國朋友一開始聽到這種說法，都會覺得我胡說八道，但是仔細算算，才發現他們真正的好朋友，的確就是不多不少，剛好3個。 因為務實的德國人，要開一台車出去玩，4個人剛好。 一起吃飯，一桌4個人剛好，不多不少，可以聊天深談，又不會無聊。除非其中一個人搬到外地，或是不幸去世，否則德國成年人不會去交新的好朋友，「我已經有好朋友了啊！」 這是為什麼許多成年以後才搬到歐洲居住的外國人，覺得歐洲人的交友「小圈圈」很難打入，因為很可能在你們相遇之前，3個好朋友的缺都已經「額滿」了，如果要加入，不能只跟其中一個人成為好朋友，還要能夠跟其他2個好朋友，也成為一輩子好朋友的打算才行，所以成年以後，歐洲人整個擇友過程很像層層的工作面試，不，應該說更像重重過關的選秀節目才對。 我記得有一回問正在芬蘭唸書的台灣媳婦李玉惠：「定居在芬蘭，你看到芬蘭人的人際關係與家庭關係，跟台灣人有沒有什麼差異呢？」 「芬蘭人是慢熟的，人際關係亦是如此。」她想了想說。「芬蘭家庭關係，目前我所接觸過的芬蘭家庭都是很有愛、很密切，但是家人之間卻沒有強烈的依賴感。芬蘭人從小就被教育要獨立自主，大概18歲之後，很多芬蘭年輕人都會搬出去住，讀書工作養活自己。芬蘭家人之間什麼都談，不避諱說出自己的難處。這和台灣家庭關係很不一樣，台灣家人之間都太過在意對方的看法。父母太過於保護孩子，孩子太依賴父母。」 實際上，父母跟成年已經有工作的子女一起出去吃飯，也會各付各的。朋友之間一起出去酒吧喝酒，也一定是各自點酒、各自買單。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酒品牌不同，價格不同，喝的速度也不同，幫別人出酒錢，是完全不公平的事啊！」我的芬蘭朋友說。 「就算你跟你的父親去酒吧喝酒，也是各付各的嗎？」我問。 「那還用說！」 確實如此，台灣對芬蘭的興趣，與其說在教育改革，還不如說是人際關係之間的省思，這一點只要從坊間跟芬蘭相關的中文出版品，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像李玉惠說的：「很多台灣人到芬蘭後，還是會把在台灣待人處事的習慣帶來這裡，有時看似和睦，但有時卻較勁意味十足，不過還是有真誠相待、人情味的台灣人。這世上，就是一樣米養百樣人，我常勸一些在芬蘭的台灣人，不要太過在意。」 「台灣人跟芬蘭人在芬蘭的人際關係，或許是受到這裡的教育文化背景的影響，或是生活上的衝擊，久而久之，有些在芬蘭的台灣人在思想上和芬蘭人越來越相近，習慣相近後，當然摩擦也就變少。大多芬蘭人對台灣人是友善友好的，也會平等的對待台灣人。在這裡要學會真誠待人，芬蘭人不做表面關係的。」 「妳的觀察，一般芬蘭人身邊有幾個好朋友？」我又接著問。 「這要看每個芬蘭人的個性，我見過身邊較活潑積極的芬蘭人，朋友很多，活動很多。也遇過身邊只有一到兩位好友的芬蘭人，用5支手指頭來算都夠用。不過，芬蘭人所謂的知心好友，那還真的不多，平均2到3位而已。」 表面上好像亞洲人朋友五湖四海，歐洲人則孤僻、朋友很少。但是仔細想想，我們的朋友夠不夠深？夠不夠全面？每個朋友都有特定的時空條件，有些可以聊戀愛，但是不適合談工作；有些可以逛街購物，但是經濟有困難時不能借錢；有些人家可以借住，但是個性很難相處。對於我們來說，這些都可以是朋友。 我們有很多朋友。但是在許多歐洲人的眼中，這些只有一部分可以交往的人，根本就不是好朋友。 我可以想像芬蘭人在傾聽了你聊天之後，一針見血的說：「你根本就沒有朋友。」 然後你一氣之下就跟他絕交了。但是他可能比你任何朋友，都還要了解你，而且他說了實話。 {DS_BOX_14253} ...

＊本文摘自遠流出版《不知道自己以後要做什麼的請舉手：褚士瑩的21個人生提案》 {DS_BOX_38316...

在台灣不少所謂的網路名人和憤青，每天不眠不休坐在電腦前面，挖掘各式各樣社會不公義新聞事件來轉發的網路成癮者，平均一天都可以輕鬆超過20則。前一則是哪個燒燙傷患者的家屬說了什麼，下一則是哪個前縣長如何掏空，接著又是哪家牛奶沒被抵制，然後圖說寫著類似「這次我真的怒了…..」。追蹤粉絲們的留言也就跟著加碼，怒氣沖天，忙著分享。隔天又是完全不同的20則，哪家無良企業罰款不用繳，哪家報社記者腦殘，強國人在捷運上吃東西，沒出線的總統候選人說了什麼，然後又比昨天更怒了，而且要趕快把這些怒用力的轉發出去，因為明天又有新的怒。 然後這些舊怒，真的就像圖說中的「……」，無疾而終，每一天都像潮水般被新的怒掩蓋。不停地用憤怒來餵養自己，也用憤怒來灌溉社會，這些人晚上睡得好嗎？如果睡得很香甜，那些憤怒不就只是一種娛樂？如果因此每天睡不好，這樣的憤怒人生，最後會變成怎樣？ 請容我先說一個故事，這是緬甸當地的創世神話，關於憤怒。 話說大神創造世界，造完平坦的大地後，覺得景觀有些單調，於是就創造了一些江河湖泊。有一天，大神右手拿著「加邁逢」金缽，左手拿著「工勃擁溫」銀缽，來到馬欽通古海邊，舀起兩缽海水澆到北邊的山頂上，分兩道流下來。右邊變成恩梅開江，左邊變成邁立開江，匯流成為現在的伊洛瓦底江，穿過整個緬甸，通向大海。 接著，大神又舀另一瓢海水澆到大地上，出現了許多溪流、河川和湖泊。 創造了江河後，大神準備在伊洛瓦底江上架橋。這時候，凶神拉約干佐的九個兒子看到了，對大神的創造力十分妒嫉，便千方百計想阻撓大神造橋。 於是，他們騙大神說：「快回去吧，你的幾個弟弟都死了！」 大神聽後傷心的回答說：「弟弟死了，還可以想辦法彌補。我這造橋工作可不能停。」於是繼續造橋。 凶神的兒子們發現詭計不成功，又再度騙大神說他的妹妹也死了。 傷心的大神聽了回答道：「妹妹過世，還可以想辦法彌補，我的工作無論如何不能停頓。」 第3次，凶神的兒子們又騙大神說他的母親死了。 大神回答說：「只要父親還在，就還可以找到替代母親的人。」仍然堅持造橋。 最後，他們又騙大神：「你的父親也不幸去世了！」 大神聽到這個消息，終於因為悲傷而徹底崩潰了，在悲憤中把即將完工的大橋砸爛，把造橋工具也扔進了伊洛瓦底江，巨大的衝擊力形成了今天的激流跟瀑布。 大神騎上大象趕回家，但是大象走得太慢，心急如焚的大神於是改騎馬。可是大神噸位太重，馬很快就累死了。最後大神只好徒步趕路。 大神匆匆忙忙回到天宮，卻發現家人通通健在，沒有一個人去世，因此非常生氣。「凶神拉約干佐的這9個兒子，竟敢騙我。我要連下9天大雨，讓你們知道我的厲害！」 凶神的兒子們聽到大神的憤怒，卻毫不在乎地說：「下就下啊！別說9天，就是連下9年我們都不怕。我們就在家裡烤火，你能拿我們怎麼樣？」 大神聽到，怒不可遏，於是命令大雨不止，最後淹沒了整個世界。 在緬甸的神話中，上一個世界是這樣毀滅的。凶神的9個兒子9張嘴，什麼都沒有做，只是整天坐在家中烤火，忌妒有能力付諸行動的人，於是惡言盡出。大神最後因為動輒得咎、被搞得喪氣，灰心放棄之後，從來沒有行動的凶神兒子竟還可以悠悠的說：「看吧！終於露出本色了！」 今天讓你血壓飆升、天翻地覆的新聞，隔天忙別的事就忘了。所以對世界有所憤怒的時候，你可以先不要按讚分享，而是先問自己兩件事： （一）你是否只看了標題？ （二）你有沒有行動？ 如果到TED網站，只看到這個標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追尋和平的第一步，先為周遭的不義感到憤怒吧！」你大概會很爽的以為印度兒童人權運動家凱拉西·沙提雅提（Kailash Satyarthi）跟你一樣很怒，「原來我的怒根本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等級的啊！」會因為這樣而洋洋得意也說不定。 但沙提雅提在TED上以「謀求和平，惟有憤怒」為題，說的並不是憤怒本身，而是憤怒的正向力量。 如果仔細讀沙提雅提整場演講的逐字稿，就會知道他的重點是如何用一個由憤怒開端的事件，轉變成啟發我們新想法的動力，最後，採取行動。他問觀眾的問題是：「為什麼不把憤怒的力量轉換和利用，創造更美好的世界，一個更加公正和公平的世界？」 並不是怒了就表示自己是好人，演講中，他清楚的區分沒有行動和有行動的憤怒。 「…如果我們被自己限制在自我中心的狹隘的貝殼，和自私的生態裡，那麼憤怒只能轉變成厭惡、暴力、復仇和破壞。但如果我們能夠打破那扇隱形玻璃，那麼同樣的憤怒可以轉變成不可忽視的強大動力。我們可以透過我們天生的憐憫和愛心來打破這無形的框，並且乘以世界各地的愛心，那力量將使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同樣的憤怒，可以轉變成為不同的兩個力量。」 但是只看標題，很容易就會誤以為通往和平唯一的道路，就是憤怒。 讓沙提雅提獲得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的，並不是他的憤怒，而是他的行動。他長年致力的「拯救童年運動」，至今已經救出超過八萬名兒童免受各種形式的奴役，成功的幫助他們身心康復，並且接受教育。 前一陣一個26歲的台灣女生，辭職去旅行一年後，寫了篇「世界這麼大，應該去看一看！」，明明是一個透過旅行的行動、來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的人，卻引起嫉妒的凶神兒子們群起謾罵。 我不認識原作者摸泥可，也不認識罵她的人，但是凶神的兒子啊！你們用髒話罵完那個自己努力存錢去實現夢想的人，質疑她對自己的土地做過什麼之後，開始說你多麼知道騎在台17線上會經過冒著白煙的工廠，騎在台63上會經過海水倒灌之後變成汪洋的農田，騎在台11線上會經過多少沒有醫院藥局但年齡結構卻都高於60歲的城鎮，騎在台2線上會經過多少被建商綁死的土地，走台1線會橫貫所有台灣西岸醜陋的大都市，從中橫公路騎上合歡山會在路邊看到很多垃圾，南迴過台9線到台東的路上會經過很多弱勢家庭、師資嚴重不足的小學。 但請問你除了整天一直騎車，除了自己覺得什麼都知道，有專業長期奉獻於環境改善嗎？有用捐款支持醫療專業人員下鄉嗎？有報名加入Teach For Taiwan嗎？在中橫公路上有因為看不下去而停下來清理垃圾淨山嗎？真的都有嗎？那很好，我幫你按讚，但是不管有沒有其他人看到，別人有沒有按讚，都請持續下去，並且要鼓勵、啟發其他人也能夠每天、長遠地做下去。 馬丁·路德·金說過的名言中，我最喜歡的是這句： 「歷史將會記錄，在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History will have to record that the greatest tragedy of this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was not the strident clamor of the bad people, but the appalling silence of the good people.）」 要躲在網路裡面、群眾當中，當凶神拉約干佐的九個兒子之中的一個，真的很容易，但當付諸行動日夜造橋的大神很難，沙提雅提也只有一個。 所以要如何面對網路中那個呼之欲出的凶神兒子化身呢？我一個老朋友可風說得好： 「…在一朵朵念念相繼的想法上止步觀看，覺知怨恨、憤怒、憂心丶恐懼、不安、焦慮，從來不來自於外在仼何人丶事丶時、地、物，而是有個一切不足的我，不但正在不斷放大咆哮和要求，並且還非常灰暗瑟縮地拒絕被祝福。」 面對這些負面的情緒，她自己有5個謹守的原則：「今日不生氣、不擔心、感激一切、供獻己力在工作上和善待人。」 就像她說的，雖是非常簡單的原則，但仔細想想，其實好幾項是不容易做到的。相對來說，發怒簡單多了。 沙提雅提訪台時看過他本人的，都發現他溫文儒雅，完全不是個老憤青的模樣，只因為他的憤怒不是咆哮，而是像加鹽的熱奶油那樣，甜美地化在每天準時出爐的正面行動裡。他溫柔堅定的說：「憤怒，存在每個人的靈魂裡。如果你憤怒，請將憤怒轉為行動，創造更公平而美好的世界。」 這是標題沒有說的話。因為標題這樣下就沒有點閱率了，但並不代表它不重要。 {DS_BOX_14253} ...

早上醒來的時候，一個住在泰國曼谷的菲律賓朋友，很興奮的傳了一個臉書的連結，說他正在為美國政府USAID的計畫做緬甸公民團體的環境正義研究，結果在一個專門訓練緬甸當地NGO組織如何監督緬甸政府的課責性以及透明化的組織中，看到了一年前我在仰光訓練當地社會運動者的照片，所以傳給我看： 「世界真小啊！」他說。 「嗯，可不是嗎？」我回答。 此時的我，人在美國東岸的波士頓。 在這前一天，我剛剛跟在尼泊爾進行有機布衛生棉的台灣朋友，在波士頓海邊散步。更前一天，我在從台北到舊金山的飛機上，空服員恰巧是我的舊識好友。 很巧的事情，總是常常發生在世界遊走，對世界好奇，交遊廣闊的人身上。所以我們會在異國的機場遇到久違的朋友，如果我到芬蘭，會有認識的台灣朋友；到台灣，當然也會有芬蘭朋友。 這很意外嗎？一點也不，只是世界越大的人的世界就越小。如此而已。 喜歡旅行的人都知道，在歐洲當背包客的時候，突然在捷克街頭遇見一個月前阿姆斯特丹的青年旅館同寢室的澳洲室友，一點也不奇怪。在旅途的偶遇之後，彼此保持聯絡一輩子，平時在網路上互動，分享發生在自己身上有趣的事，偶爾到對方的國家互相拜訪，參與對方人生的重要里程碑，都是在正常也不過的事。 人因為有朋友而富足。我再同意不過。 就像其他喜歡旅行的人，我從小就是一個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孩子，所以總會結交各式各樣的朋友，尤其是跟自己年齡、語言、社會背景越不同，覺得越有意思，因為透過朋友這一扇一扇的窗戶，就像旅行一樣，打開了我對世界的認識。我也時常跟喜歡旅行的人分享，有這三種朋友，就是成為一個有國際觀的人的第一步。 所以當有讀者因為看了我一篇文章中，提到我空服員的朋友，在航班上遇到一對帶著新生雙胞胎的年輕夫婦，發生的小故事時，他循線上網搜尋發現確有其事，不但沒有因為知道這件事的真實性而滿足，反而立即武斷做出我是「網路抄來的」這種奇怪的結論。 這明明就是一個兩百多人的航班，許多人下飛機後都趕快PO文說這段有趣的經歷，包括我的空服員朋友在內，這件溫馨的小事很快上了網路，上了報紙，是個很出名的事件，這對父母後來還上了電視，本來就是公眾事件，不是秘密，網路上有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在真實生活中完全不認識我的人，卻可以因此自信滿滿的說文章裡面說的「朋友」不存在，這是什麼邏輯呢？ 人生際遇奇妙極了，有時歡樂，有時悲傷，但生命都充滿了啟示。 我有朋友是紐約百老匯的蜘蛛人，演出時我到後台去，還帶著蜘蛛人的頭套比劃了一番拍照，前幾天他上台領東尼獎，我覺得光榮極了，因為他長手長腳，長相太過獨特，歌聲又不出色，因此演員之路並不順遂，但是他卻從來沒有放棄夢想。 2002年5月10日的波特斯巴火車事故（Potters Bar rail crash）中喪生，死者之一不幸的是我的好朋友，他在去參加另外一個朋友在英國的畢業典禮時，火車途經英國倫敦郊區城鎮波特斯巴的列車在進站之前，因為轉轍器故障鬆脫而出軌翻覆，造成車上六名乘客與一名路人死亡。 2005年4月25日上午9時18分在JR福知山線脫軌事件，當時在兵庫縣尼崎市一列西日本旅客鐵道寶塚線快速電車，因為脫軌撞擊路旁公寓大樓而造成107人死亡，562人受傷。車上的死者之一，不幸的就是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朋友，到現在我們共同的朋友還每天早晚為他捻香。 1995年1月17日，我小學最好的朋友在阪神大地震（神戶大地震）中成了受災戶，他在混亂的黑暗中，找到護照及貴重物品，從二樓殘垣斷壁中跳到路上，終夜跟著其他災民沿著鐵軌走向不知道目的地的遠方，這一天從此影響了他這輩子對於生命的看法。 尼泊爾發生震災時，臉書Safety Check的功能讓我知道我有6個朋友在災區、他們是誰、多少人已經報平安，所以不需要一個一個拼命打電話，我在千里外也可以放心，我相信沒有人會說，這些朋友是假的。 人與人的關係當然有遠近親疏，但都應該真心真意。不是我的朋友都會遇到光怪陸離的事，而是因為我們明白所謂的生命，無非就是這輩子可以使用的時間的總和，所以真誠地努力使用生命，也努力跟其他人分享，分享生命、甚至也分享死亡。別人的生命開展了我們的生命，雖然一個人不可能過5千種人生，但如果有足夠的好奇心，任何人都可以有5千個朋友，每一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開啟一扇又一扇的窗，讓我們看到那些原本看不到的世界。這都要感謝那些各式各樣用正面的生命態度，過著有趣生活的人，讓世界變大，也因此讓這個世界變小。是不是每一則分享生命的故事，都要附上朋友的死亡證明，機票、登機證，護照戳章，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給毫不相干的陌生人觀賞呢？ 我們不需要、也不可能跟世界上每個有趣的人交朋友，但未來的事情誰知道呢？現在的陌生人可能是未來的朋友，現在的敵人可能是未來的夥伴，有一天我們會相遇，會需要彼此的安慰，彼此幫助。 在這一天來到之前， 即使不能用溫暖的態度來面對世界，也請幫幫忙，起碼別當個頭腦有洞的陌生人。 {DS_BOX_14253} ...

今年是第3年，我以個人的名義，協助呼籲捐贈二手冬衣到全台唯一的外籍漁工自主工會「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給台灣漁船上印尼、菲律賓外籍漁工。 去（2014）年我透過臉書，加上後來報紙的報導，捐二手冬衣給在宜蘭南方澳的外籍漁工活動快速發酵，收到超過50箱冬衣送給漁工們，台北甚至還有一位熱心的林小姐，在便利商店購買了20幾件全新的發熱衣。 這樣的故事多麼動人！今年我大可以用「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這樣的台詞作為募集的訴求，但基於兩個理由，我無法這麼做。 第一個理由，是50幾箱二手冬衣，雖然聽起來很多，但跟冬天在台灣漁船上工作，需要溫暖厚衣的外籍漁工數目比起來，卻少得可憐。 宜蘭南方澳的外籍漁工，相對來說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是所謂在台灣「境內聘僱」的漁工，全台灣數目大約在10,000人左右，不工作的時候可以上岸，因此工會小小的辦公室，就變成他們不出海時可以尋求同鄉精神慰藉的避風港。但大多數台灣人不知道的是，台灣漁船上另外有估計約20,000人的外籍漁工，屬於船長在「境外聘僱」，他們雖然在台灣漁船工作， 台籍漁船回到台灣靠岸時，他們依照法律規定不准「入境」台灣，只能留在船上，台灣人以為自己吃到的「台灣」海鮮，其實大多是外籍漁工為我們辛苦捕獲的。 所以這大批來自熱帶國家，完全沒有體驗過寒冷的外籍漁工們，就算願意將少得可憐的薪水（每個月實領從幾千元到1萬7千多元新台幣不等）通通拿來買發熱衣、夾克，對抗海上刺骨的寒風，也因為不可能上岸，而只好繼續留在船上受凍。 因為募集到的冬衣，遠遠低於這兩類漁工加起來30,000個外籍漁工的需求，所以實際上的情形是，有時必須由「境內聘僱」，幸運抽到冬衣的漁工跟他們分享，兩個人合穿一件，才能勉強湊合著熬過冬天。 第二個理由，是9月時在台灣漁船「福賜群號」上所雇用的不用受台灣相關勞動法規限制，又能規避各種成本的「境外聘僱」漁工，發生了一起很少人注意到的悲劇，讓我無法打從心底說出「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這句話。 這艘叫做福賜群號的台籍遠洋小型延繩釣漁船在9月9日回到屏東東港漁港時，傳出死了兩名印尼籍漁工一個死亡一個失蹤的事件，船上除了船長、副船長是台灣籍以外，全都是屬於境外聘僱，於法不能下船的印尼籍漁工，但出海時9個漁工，回來時卻只剩下7個。 船上那具不知道死者，叫做Suprianto。 因為死者是境外聘僱，不是境內聘僱的工會會員，所以「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不能向偵辦這個案子的屏東地檢署要求資訊，只能輾轉跟同船的其他印尼漁工取得聯繫，得知Suprianto疑似在船上長期受到辱罵、毆打甚至以鐵鉤砸頭，後來身體出現異狀卻仍被船長要求持續工作。「就算不能走路了還要跪在地上爬著工作，結果膝蓋整個都潰爛露出白骨，最後嚴重感染就死了！」根據在Suprianto死前偷偷用手機錄下來一段「遺言」影片的同船漁工說。 至於失蹤的那位，則是在海上作業時不慎失足落海。在辦追悼會時，據工會所得到的訊息，當時台灣船長非但沒有進行搶救，反而將船駛離，「就當作一包垃圾掉入海裡一樣。」工會秘書長李麗華說。 或許我們無法改變外籍漁工的悲慘境遇，但我們至少可以給外籍漁工一絲溫暖。因為在這事件後，唯一挺身呼籲台灣政府應該正視境外聘僱漁工的勞動環境與勞動條件，應該儘速將境外聘僱勞工全面納入國內勞動法規，改由勞工部門負責行政管轄，賦予他們應有的「團結、爭議與協商」勞動三權的，正是這個進入募集二手冬衣第3年的工會；而為這位不幸喪生的漁工Suprianto舉行追悼會的地點，也是在工會位於宜蘭南方澳漁港的印尼漁工聚會所。 今年捐贈給外籍漁工的二手冬衣，不只為了溫暖他們的身體，也希望透過這樣簡單的行動，讓悲傷的外籍漁工們知道， 身為台灣人的我們，對於台灣雇主對於他們同胞的殘忍行徑，一針一線裡，都縫著深深的抱歉，或許有那麼一絲機會，可以溫暖他們的心。 ...

有了褚士瑩大哥傳授「現場神功」，我就再也不用費心一張一張的貼上照片還硬擠文字搭配說明了。...

很多台灣人雖然學習外語多年，還是不敢表達，總覺得自己還沒有學好。我最難受的是聽到台灣人動不動跟外國人對話，最流利的第一開場白就是：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我們都想把外語學好，但是語言真的有學「好」的一天嗎？ 我有個從小在美國長大的甜點廚師好友Ray，說到他當年為什麼要放棄當醫生，全心追求甜點製作： 「因為甜點真是太神奇的東西了啊！我們在市面上，會看到各式各樣的烘焙，無論是美國人早餐吃的杯子蛋糕，日本長崎的蜂蜜蛋糕，台灣路邊常看到的古早味雞蛋糕，還是論公克計價的高級法式馬卡龍，表面雖然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他們其實通通都是由同樣的三種原料：雞蛋、糖、跟麵粉，變化而成的。」 語言其實也是一樣的概念！無非就是一些文法，一些單字，跟一些句型這三種元素做成不同的排列組合，但在不同的人身上，就會變化出各式各樣的故事、辯論、戲劇、詩歌，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語言「產品」，既然有人偏好熱騰騰的雞蛋糕，也就一定有人喜歡冰櫃裡拿出來的馬卡龍，沒有什麼一定比較「高級」或是比較「厲害」，而是把簡單的素材表現到最好的功夫。 所以不要擔心自己外語不夠好，學了多少就用多少吧，就像一個甜點師傅想要運用雞蛋麵粉跟糖來表達自己，英語學習者也應該勇敢地用知道的字彙巨型文法來表達自己，自然就會越用越好！ 學習外國語言，不應該只是語言翻譯的功能而已，而是學習與我們母語不同的人，會怎樣思考、表達觀點。學會了，才能夠用對方能夠理解的邏輯，進行好的溝通。 就像經濟學家Keith Chen在TED演講中，曾經以「語言決定行為模式」為題，說明講中文的人為什麼比說英文的人還會存錢。因為英語屬於「強調未來性」的語言，這類的語言具有分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性質；而中文則是「較不強調未來性」的語言，這類的語言使用相同的時態來敘述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事件。收集了大量的數據資料，並經過詳細的分析後，他發現，使用「較不強調未來性」語言的人儲蓄的比例，比使用「強調未來性」語言的人高了三成，是因為當我們在說話時如果明確地區分「現在」和「未來」時，「未來」就會感覺很遙遠，是很久以後的事，所以讓人比較沒有存錢的動力，容易滿足於眼前穩定的經濟情況。 當我們在跟不同母語的人溝通時，即使彼此說的是中文或英文這樣的共通語言，但是很可能還是保持各自的思維方式，用母語的邏輯來選擇立場，所以在不明白對方語言、或是缺乏自覺的情形下，就算使用共通語言，還是很容易話不投機，彼此留下心結。 使用語言，就像開始學習做蛋糕，選擇自己喜歡、適合自己的主題開始，創造最適合自己的內容和場景，在這創作和練習的過程，一定也就會像烘培或是捏陶一樣，得到意想不到的學習收穫。 使用外語的過程，本來就不應該受苦，而應要像享受甜美的糕餅那樣，好好的使用語言、好好的享受語言！ {DS_BOX_14253} {DS_BOX_14795} ...

自從少年時期開始，我就嚮往著要成為一個旅行者，也因此一直意識到追求夢想路上的重重「限制」。 當時不滿20歲的我背著背包到世界各地旅行，也剛開始出版旅遊散文集，上電視或廣播電台接受主持人訪問時，常會被這些不喜歡旅行或無法旅行（因為他們每天要主持幾個小時、很受歡迎的現場節目）的大人問這個很爛的問題：「你會不會有一天就停止旅行，安定下來？」 我一開始，不知道怎麼回答這麼壞心的問題。 表現上笑著，心裡卻忍不住嘟噥： 「我如果說『永遠不會』，那是自欺欺人，因為一輩子的事情，我怎麼能肯定呢？連今天晚餐想吃什麼都不知道啊！可是如果順著回答說『會』，那不就證明現在投入心血的旅行不重要嗎？好像旅行只是貪玩，暫時放著成家立業的『正事』不做，去花花世界打滾一番，這種問題根本是想逼我走上絕路！」 那時候的我，只能用當時對自己、對世界理解的極限勉強回答說：「既然我會突然開始旅行，當然也有可能到了世界上某一個地方時，突然決定停下來。總之時候到了就到了，不能勉強。」 然後我會引述《花婆婆》繪本的故事，這是1917年在紐約出生的繪本作家芭芭拉·庫尼的作品，直譯應該是《魯菲絲小姐》，故事是說一位叫做魯菲絲的老婆婆，回溯當一個名叫艾莉絲的小女孩的故事。艾莉絲住在一個靠海的小鎮上，白天幫忙開藝品店的爺爺，晚上常坐在爺爺的腿上聽他講遠方的故事。小女孩曾經答應過爺爺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去很遠的地方旅行，第二件事是老了之後，要住在海邊，第三件事是一個開放性的邀請，那就是要做一件讓世界變得更美麗的事。 而我就像故事裡花婆婆年輕的時候，正在旅行的階段，旅行的路上，或許會遇到一片想要讓我停下腳步的海邊，然後我也會說關於不再旅行後，想要從事NGO非營利組織的願望。 通常，主持人對於我這樣的回答，似乎都顯得很滿意。 只有我自己覺得很荒唐，為什麼明明是自己的人生，卻好像被「花婆婆」的故事預言了呢？ 現在回頭想，我一點都不後悔當年這個答案。畢竟活得像花婆婆，也算挺精彩的人生。但有一件事情，當時不懂，現在明白了，那就是以前不知道自己是誰，還在透過旅行的方式尋找自己，好像既然貼上「旅行者」的標籤，讓「旅行」定義了「我」，就該一直旅行下去，直到找到更新、更好的自己為止，比如說「背包客」遲早要變成「國際志工」，又要繼續蛻變成「國際NGO工作者」，否則這個遊戲玩不下去。 像蠶寶寶脫皮、寄居蟹換殼一樣。 旅行是一套引人注目的三太子衣服，脫下這件行頭，雖然我仍然是我，但沒有人認得出來。 光是用想的，就覺得恐怖。彷彿我一停下旅行，就會失去自己。 原本喜歡我的人，說不定就失去喜歡我的理由了。 更糟的是，萬一我也因此變得不喜歡自己了呢？ 所以不只要套上三太子的頭套，行頭還會越變越多，插一支國旗不夠，要插三支。去徒步環島不夠，還要去撒哈拉沙漠。 原本是找自己而去旅行的人，說不定就這樣在旅行當中，拼炫、比稀奇，反而失去了自己。 不敢停下來，所以就從一個國家漂流到另外一個國家，從一家青年旅館游移到另一家青年旅館，但是其實內心的旅行魂老早就乾涸枯死了。 一旦變成為旅行而旅行的時候，其實也真的就不用繼續旅行。 最初走上旅行之路的我，害怕面對旅行有一天一旦結束，就像戴著三太子的頭套，在眾人羨慕的眼光中去了遠方的少年，很久以後從遠方回來，脫下了頭套，卻變成一個什麼也不是，皮膚因為曬了太多日照而鬆垮、長滿黑斑的老嬉皮。 所幸，旅行魂會跟著旅行的腳步成長，我發現那些只是「演一齣旅行的戲碼」的票友，紛紛嫌熱脫下頭套，下台一鞠躬，到最後還一直留在台上的，都不是演員，而是旅行者。 真正的旅行者不需要用旅行來穿戴自己。 旅行者甚至不用一直旅行，因為旅行者的每次旅行， 就像進行一場血液交換的過程，外表雖然沒有改變，但是血管能夠觸及到的每個末梢，都已經悄悄改變了生命的本質。 因此，真正的旅行者，就算繼續旅行，也不是眷戀護照上新的戳章，而是自由自在地換一個地方過日常生活而已。 {DS_BOX_14253} ...

美國一位公益律師Bob Goff，自認為是一個致力於修復、做事時常不按牌理出牌的律師，他在飽受戰火摧殘的烏甘達古盧區成立一所「修復學校（Restore Academy）」，同時協助在青少年監獄的年輕人得到釋放，他交代這些年紀輕輕的委託人在出庭做口供證詞時，從頭到尾一定要打開手掌，手心朝上。 「我把話說得非常具體：手背要貼著膝蓋，手心對著桌子的背面。 對於這件事，我是非常認真、嚴肅的。事實上，我還威脅我的委託人，要是我往下看的時候，發現他們的手心沒有朝上，我會踢他們的小腿。手心朝上時，人比較容易冷靜下來，而且說話會誠實、精確。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這樣他們才不容易產生防衛心。人一旦陷入憤怒或是想要防衛，犯錯的傾向就會提高。不過只要把手心朝上，防衛心就無從產生。」 實際上，在一本名為「微反應心理學」的書中，我也讀過相當類似的理論，書中說幾乎所有手心向上的習慣性動作，都是沒有危害而禮讓的（比如一個人說完話，示意另一個人說話），所以如果一個人經常做出這個動作，表示這個人性格溫和，並且懂得尊重人。然而一個人喜歡手心向下，象徵強烈的征服慾望（像是納粹德國的敬禮方式），以及凌駕他人之上的快感（比如「施捨」的動作），一個習慣做這種手勢的人，心態其實蠻橫強硬，熱愛暴力。 當然，對於手心向上、向下這兩種闡釋，都是見仁見智的說法，十人十色，不可能放諸四海皆準，但是作為一個長年在國際NGO組織的工作者，我確實相信謙卑的力量。 我一個大學學妹王怡珺，派駐在烏干達的美國和平部隊擔任兩年期志工，他對於Bob Goff成為烏干達駐美大使這件事情，抱持著疑惑的態度： 「現在目前烏干達的這個Museveni政府也做了許多違反人權的事，從反同性戀、到逮捕暗殺異議分子… 等等，Bob Goff身為一個人權公益律師，卻代表這個動輒違反人權的政權，實在非常矛盾。」 這樣的討論，就像當年緬甸獨裁的軍政府，或如今的北韓政權，是否應該接受各國禁運的經濟制裁一樣，不該是簡單的是非題，也不會有所謂放諸四海皆準的正確答案，確實值得從許多不同的多元角度來思考。 我們當然也可以說，烏干達之所以值得人權律師投入，正是當地司法不被社會大眾信任，以至於大部份的衝突都是透過私刑和宗族會議來解決紛爭。 「這是為什麼我如果在光天化日之下東西被搶偷，完全不敢大喊搶劫小偷，因為很怕那個小偷會被路人抓住，接著然後被圍毆致死，而且警察通常都會默許這一切。如同所有開發中國家，雖然有白紙黑字的法律，但是實際的執行和程序正義，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烏干達工作期間不但被偷，甚至曾經被持械搶劫而臉上掛彩的王怡珺，仍然充滿寬容地說。「但正義並不是嚴刑峻罰，更不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仇恨只能用正念和愛來解決，讓正義獲得伸張。 所以，我很喜歡這本書裡面提到的正念mindfulness以及讓愛來引領道路的部分。」 無論是Bob Goff還是王怡珺，表面上立場不同，其實是他們相信的卻是同一件事：手心向上的力量。 現代華人接收了傳統佛學的觀念，總是認為手心向下是助人，而手心向上是求人，助人快樂，而求人痛苦，因此莫不期許自己能從手心向上「接受」的人，進步成為手心向下「施捨」的付出者。 然而，我遇到的每個年輕國際志工，回國後的分享，幾乎都會說出一個共同的體會，那就是「我們從當地社區所得到的，遠遠比我們帶給對方的多」。 花了一筆錢去當志工，承認沒做什麼了不起的事，卻學會了反省，在世界面前變得謙卑，我覺得比相信自己去救苦救難更值得。 本來以為要去當手心向下的人，真正經歷過後，才知道自己是那個手心向上的人。 畢竟真正的仁慈，是養成關心跟自己無關的人事物的能力。年輕就花錢投資自己在非營利組織工作，因此看懂這個道理的那些年輕人，未來就不會犯一個NGO領域長年來普遍的錯誤，比如說服務對象只自限於「自己人」，或是只串連跟自己信仰相同的宗教團體，而能夠逐漸成為一個具有國際觀、真正仁慈的人，毋寧是對自己生命重要的投資，學習看懂世界的一個好方法。 一個謙卑的人， 不害怕讓自己手心向上，承認自己對於世界的無知，並且學會在面對高高在上的權威時，選擇誠實，不採取防衛態度。 這也正是基督教中常說的「順服」。 在動輒以網路公審、嚴刑峻罰的方式來彰顯正義的時代，我願意選擇相信謙卑，相信愛，選擇不妨衛，選擇手心向上。 {DS_BOX_14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