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 瘋狂私校潮（下） 為何曾扶持台灣多數人長大的公立國中，竟變成家長口中的洪水猛獸？ 師生對立》最古老產業遇最激進轉型 「3分之1老師，被學生告過」 第三站，採訪團隊兵分多路，分別拜訪桃園、花蓮、台中、台南、高雄等地的老師與校長。而從他們視角描繪出的教學現場，更令人心驚。 「我們學校的老師，大概3分之1以上都被學生告過（編按：此處泛指向教育部、教育局或校方投訴，非真正的法律提告），」一名桃園市公立國中老師透露，上週才新增一例，老師被記了一隻申誡，原因是畢業2年的學生突然回校檢舉老師曾經不當體罰：「你猜那體罰是什麼？是跑一圈操場。」 「（學生或家長）告警局、找律師的，這4、5年都有，尤其這2、3年越來越多。現在我要保護自己，就是注意措辭，還要留很多親師的溝通紀錄，避免被抹黑，」一名在南部蛋黃區公校任教的老師坦言。 「這幾年，我們好像陷入一種校長、老師、家長、學生間越來越缺乏信任的關係，也許也是史上最緊張和對立的師生關係⋯⋯，」另一名台中公立國中老師描述。 攤開教育部2022年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分析統計，除了老師與家長衝突事件沒飆高，老師與學生衝突事件，或其他管教衝突事件，數量都創下近3年新高；再看校園受傷件數，4年內更增加了62％。 圖表製作者：蔡茹涵 圖表製作者：蔡茹涵 師長、家長、學生，是支撐校園的黃金三角，是什麼讓他們彼此失去了信任？ 經過大量採訪，我們歸納出的原因是：學校就像一個最古老的產業，卻要採用最快、最激進的方式轉型。 原來，108課綱拍板後，政府試圖努力扭轉台灣一直被詬病的學科至上、威權式教育，因此祭出一連串與過去大相逕庭的政策，例如強調素養課程，檢核各校教學正常化，不能用出版社的教科書、縮減老師管教權等。 這原本立意良善，但當理想的政策被直接套用進教學現場，遭遇到活生生的人性時，亂象就出現了。 第一，管教權縮減。「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在新課綱上路後，5年不到改了4次，分別代表學生、老師的兩方利益團體相互拉扯，反而讓老師們空有教育責任，卻缺乏同等的權力，權責失衡之下動輒得咎。儘管今年2月已修法，增加「阻卻違法事由」好讓老師們自保，師生關係卻已陷入緊張。 「只要學生匿名投訴，教育部來函，學校5到7天內就要有所回覆，」台南市黎明高中校長羅家強透露，校內頻率約一個月一件，但他也耳聞不少學校，一個月的投訴就高達十幾件，「一件投訴案平均開3次調查會，變成所有人都疲於奔命，老師們也會灰心，就逐漸放棄管教。」 第二，是「教學正常化」。目前，政府禁止使用「出版商的」測驗卷、講義等補充教材，對於第八節課也有明確規範，學生可選擇自由參加。 想額外做加強的老師，等於被加上緊箍咒，也成為某些學生或家長乘機生事、告發的藉口，「你能相信，我兒子的班導連隨堂考試、檢討考卷都得偷偷摸摸，怕被督學抓到嗎？」一名家長嘆息。 第三，是政府推動的各項計畫，衍生出大量KPI，反而變成沒有核心KPI。 花蓮縣三民國中校長林國源分析，光是新課綱就有19項議題，再加上2030雙語政策、生生用平板、部分縣市還要推AI、永續發展目標（SDGs）等，遠比九年一貫調整的更多、更瑣碎，「例如現在，政府為了要學生多用平板，學校每月都被規定要去平台看使用率，太低就會被關心。」他說。 第四，公立學校評鑑制度取消，讓校內問題更難提早發現。 師大教育學系教授王麗雲指出，教育部、縣市教育局處陸續停辦飽受批評的公校的校務評鑑等機制，主因是為了行政減量，希望減少老師們教學以外的負擔，卻也形同撤除了教育系統的外部監管與辦學回饋機制。然而，私校卻普遍對評鑑非常歡迎，因為只要評鑑績優，即可免除相關法令之限制，在招生、增班、收費、實驗教育辦理等獲得更多辦學自由。 第五，也是最關鍵的一點：不適任老師難以退場，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你知道全台灣99％以上的公校老師，考績都是四條一（編按：約相當於甲等）嗎？極少數四條二（約等於考績乙等）的，也會去尋求工會保護，要求學校撤回！」多位老師異口同聲告訴商周，「不同工同酬」是普遍現象，也就是認真經營班級的老師，和只以最少心力教學的老師，領到的薪酬並無分別，反而前者還更可能被告。 「按照過去經驗，想讓一個不適任老師離開公校，除非他有重大缺失或違反性平，否則幾乎不可能！」彭淑燕坦言。一來校長任期只有4到8年，老師卻可能待在同一間學校20幾年，沒人想和自己的烏紗帽過不去，通常只有快退休的校長，才敢去大刀闊斧動老師；二來，老師們的考績為彼此互評，也很少人願意冒險得罪同事。 校園安全事件頻傳，再加上教學品質、政策改變，成為家長轉往私校的強大推力。攝影者：駱裕隆 教育M型化》國家未來取決於公校品質 當信心被動搖，恐埋下社會不安因子 「我覺得如果把這（編按：指上述政策調整）當作一個系統變革，實際上是低估了這個系統變革所需要花的能量，」企業管理國師、台灣大學榮譽教授李吉仁，自2020年起投身公辦民營中小學，他在接受商周專訪時有感而發。 如果將學校比喻為企業，老師比喻為員工，學生比喻為客戶，而教育政策的一連串改革，就如同企業面臨轉型。但是，幾個轉型必備元素，公校幾乎完全缺乏。 首先，是「溝通共同願景」。企業轉型，講究的是所有人目標一致，然而公立國中是義務教育，採零拒絕政策，也就是任何家庭的孩子都要收，無法比照私校，從源頭篩選理念相合的人。 其次，是「組織重整」。企業轉型時，往往組織動了，重新定義權責，人的行為才會有所改變。然而對公立國中而言，制定政策要聽教育部，管轄權要聽各縣市政府。當美國、日本的校長們每年都會進入教室觀課，台灣校長卻甚至沒有決定老師考績的權力；校園行政階層有責無權，也導致願意投身行政的人才越來越少。 最後，是「制定KPI」。這件事對企業聚焦目標、分辨人才來說至關重要，但放在學校，卻幾乎不可行。 「教育很難有數字化的KPI。要看數字，最直接的就是看升學率跟成績，但這套已經過時了，老師的教學熱誠、親師信任感、生命教育，你要怎麼用數字來衡量？」前教育部政務次長、現任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講座教授蔡清華坦言。包括曾經被美國20幾個州採用的「教師分級制」，也是因為無法制定出怎麼評、由誰來評，如今多數都已停辦。 問題環環相扣，不僅讓家長們失去信心，也讓老師們眼中的火光逐漸熄滅。 私立國中擠破頭，不少孩子從國小四、五年級就開始上補習班、準備應試，等於提早迎接人生中的第一場大考。來源：dreamstime 接下來，我們更該關注的是：當一個國家選擇私校的比例越拉越高，會發生什麼事？當教育變得越來越M型化，對整個社會會有什麼衝擊？ 美國十九世紀公立學校先驅霍勒斯．曼（Horace Mann）曾說過一句名言：「教育，是『人類條件的偉大平衡器』（the “great equalizer of the conditions of men.”）。」他認為，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與充滿危險的未來，其中差異往往並不在學生的潛力，而是取決於當地公立學校的品質。 我們相信，公立學校有非常敬業的校長與老師，許多家長也相信公立學校，願意與校方共同努力，給孩子更好的教學環境。 但確實，公立學校良莠不齊的程度正在加劇。台灣學齡前、國小、國中三階段的家長合計超過百萬人，當這群人的焦慮越演越烈，對政府提供的義務教育信心動搖，也意味著，對政府的信心動搖。這將埋下社會不穩定的因子，我們下一篇將深入探討。 ... 2024.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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