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台灣

「用數據看台灣」是我很喜愛的一個台灣團隊，他們在網站中常常將台灣社會重要議題的即時資料數據視覺化...

台灣的問題在於自我本位主義，只有從台灣看台灣，沒有以台灣看世界，也沒有聽世界對台灣的看法。...

我今年教學的補習班裡，分別在台北跟高雄，都出現了回台灣參加會考的台商子弟，他們八年級以前的學業在大陸完成，升上九年級後，才轉學回台灣，準備參加考試。他們的數學程度通常很好，但國文與社會科則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國文方面，台灣的文言文比重非常高，在社會科方面，台灣史地與公民科目對他們來說是重新學起。 第一次在高雄，聽到字正腔圓的北京腔傳來：「老師，不要說台語，我聽不懂。」那漂亮的捲舌音，真讓我有種錯亂的感覺──這裡不是喜歡撂台語，喜歡跟老師搏感情，養育出俗擱有力的補教名師呂捷的高雄嗎？ 另一方面，來台灣讀書的陸生也越來越多。 幾年前，在校內若是碰到陸生，通常是非常優秀的研究生，他們的實力堅強，即使放在世界級的舞台上，也絕對有突出的表現。不過，曾聽一個目前在台大讀博士班的陸生說，在大陸，若是有心朝公務體系發展，最好不要出國，如果一定要出國，也不能選台灣──是不是來過台灣後這個學生就再也不「純粹」了？ 最近這兩年，在學校遇到的大陸學生，則以交換生為主，而且也不再侷限於大陸一線大學的交換生。前年選修英文學術寫作課，就遇到北京師範大學的交換生，今年帶助教，遇到廈門大學的大學生，修課則是遇到南京來的研究生。在校內聽到尾音捲舌的北京腔，已經是一件不值得驚訝的事情，連後門附近賣包子的老闆，偶爾都會俏皮地來一聲：「冰－兒豆漿」！ 我記得剛開始上英文授課的學術寫作課時，北京師大的同學曾非常衝擊於台灣學生的語言能力，我到現在都還清楚記得，兩個男同學很驚訝地問台灣學生：「你們的英文到底都在哪兒學的？你們都出過國嗎？」而台灣朋友很理所當然地回答：「沒有呀，我們都是在學校裡面，國中高中英文這樣讀上來的！」很多人批判台灣這一代的年輕人不想出國拿學位，缺乏國際競爭力，在我看來，這些批評未必中肯。 曾有韓國社會學者告訴我，台灣的社會學界比韓國還要更國際化，更能跟上國際提問，連韓國都未必是我們的對手了，何況是學術環境較為封閉的中國呢？而且對這一代的大學生來說，出國留遊學、打工，甚或壯遊，已經不是一種特權，而是可能的選擇。就我的觀察，台灣學生比起陸生，至少是我看到的陸生，是更有國際視野的。 更不用說台灣的民主社會對陸生的衝擊了。一個法律系的交換生跟我說，他是來了台灣，使用過臉書，看過獨立媒體的報導以後才知道，原來中國共產黨內也有分派系，而且是在台灣看了報導才知道國內的領導人是屬於哪一個派系，這些他在國內是完全接觸不到的。 另一個社會系的交換生則跟我說，家人知道她要來台灣，千交代萬叮嚀，千萬不要跟人家去遊行抗議，她說：「我覺得台灣實在是太自由了吧？那些批評政府的，覺得學校裡面什麼措施不好的話，我們在大陸根本都不可能聽到，我們最多用一些很隱晦的語言抱怨一下，但絕對不會明確地說出來。你們台灣的學生還會嗆教育部長是吧？這對我們來說根本是『大逆不道』。」 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學術交流日漸頻繁，不論是台灣學生在大陸，或是大陸學生在台灣，還有跟他們接觸的許許多多的台灣人，都感受到了彼此之間的差異。在這些差異之中，我認為，民主的土壤孕育出的國際化視野，將會是台灣學子站穩腳跟，面對中國，放眼世界的重要資產。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的，除了好好地珍惜這些價值以外，也能試著邀請他們加入我們。 就像我助教課的學生對交換的大陸生說：「既然都來台灣了，妳要不要試著去參加一場遊行，或者一場靜坐，感受看看，妳說的『太民主』到底是什麼呢？」 {DS_BOX_14095} ...

我今天注意到台灣今年大學指考的作文題目：「人際互動中找到自己」。 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已經加入主觀意識的封閉題目，看似積極向上，但是其實叫人沮喪的定型思維。 1. 為什麼一定要「人際互動」？這個社會為什麼一定要求每一個孩子「擁有很多朋友」？我不想跟別人互動不行嗎？ 2. 什麼叫做「找到自己」？有多少大人窮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我們存在之所以活著的目的，然後叫我們的孩子去寫一個「找到自己」的題目？這題目不是很荒謬也很虛偽嗎？ 3. 如果你相信能在「人際互動中找到自己」，如果不是太天真就是太獨裁。在我教學的過程中，我發現每一個學生對於人際關係都有自己的天性與氣質，有他們自己的直覺去衡量跟對方交往的過程，但是社會價值往往定義「很多朋友」「有禮貌會說話很懂事」的孩子才是「成功教育」的結果。 這樣教育氛圍造就的孩子，並不是「找到自己」，而是「找到這個社會要的那個自己」。 怎樣在台灣考題加入瑞士元素 這幾天看網路上，不少文章討論法國中學哲學考試。是的，現在是六、七月份學期結束的時候，正是期末考試、畢業升學的時候，全球大抵如此。除了法國和台灣之外，我也在瑞士學生身上，觀察了決定他們升大學命運的高中法文科考試。我很驚訝地發現，瑞士高中畢業考，不僅僅是他們的語文科，甚至數學科，都是有考口試的。並且，不僅限於保送或是甄試的學生。而考口試的口試委員，則是自己的任課老師，外加一名專家，現場聽他們進行口試。以法文科來說，在口試開始前先抽題。題目其實並不是大家想像的一條條題目，相反的，它是一份書單。大概有二十幾本法語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所以精確來說，考生並不是抽題，而是抽到要分析論述的書。臨時抽到書以後，準備十五分鐘，然後進行十五分鐘的口頭考試。我的學生抽到了危險關係這一本書。危險關係 法語：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是一本著名的十八世紀書信體小說。學生說，她很幸運，因為剛好很喜歡這一本小說，所以對這一部作品特別有感觸。雖然沒有逐字逐頁通通讀完，但是因為喜歡作品，個人想法多，所以在口試過程中可以很順利地暢談自己的想法。「難道老師沒有問你，關於這一本書的一些細節嗎？」我很好奇地問。「其實有。」學生不好意思地說，「其實有一些比較細的人物情節我不確定時，講錯或是猶疑的時候，老師或是專家都會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試著引導、提示我，也算是一種幫忙吧。」學生笑了，「不過，因為我很喜歡這一本書，閱讀的過程中本來就很有心得，所以老師跟專家的口頭提示，剛好順利幫我完成了我對這一本書完整的口頭賞析論述。」聽完瑞士學生的高中升大學法文一對一口試，讓我心裡感到非常震撼。在台灣，如果這樣進行口試，首先大家是會有許多質疑聲音的，比如：1. 為什麼是任課老師擔任口考官？不會為了提高升學率故意放水嗎？2. 口試時，老師怎麼可以口頭上引導學生回答？這豈不是共同作弊？3. 這一些書單，二十幾本作品，學生真的能通通讀完嗎？他們真的通盤熟悉情節，了解逐字逐句的解釋嗎？果然，從我學生的經驗來看，不但沒看完，連書中細節都不確定，而這樣真的可以嗎？這樣真的公平嗎？到底，什麼是考試的目的？什麼是公平？要怎樣才能從國家重要的考試中培養教育人才？ 在觀察瑞士升學考試中，我不斷思考這一些問題。 在教育觀上，瑞士或者說西歐的人文科考試，表現了尊重差異與容許錯誤的態度，這是一種人性的細膩，也是一種人性的溫柔。我們考試的對象，不是一部部機器，而是一個有血有淚，會傷心會緊張，更會犯錯的人。我常常覺得，我們的教育少了一份細膩與溫柔，而多了太多道德的管束與標籤。我們的教育，無法細心體諒到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不能理解人是有極限的。比如書單讀不完，這叫偷懶，只挑自己最喜歡的作品來看，叫做任性。而偷懶不用功的學生，被認為需要「改正」、需要「好好努力」的，我們的教育，要求我們的孩子像機器一樣鉅細靡遺，記住每一個細節與內容，不允許一絲一毫的不完美，卻對於語言文學召喚起的個人內心情感起伏，輕忽漠視。觀察了很多年瑞士人文科考題，我發現這樣看似「不公平」的考試方式，其實有兩個特點：1. 尊重差異，給學生時間，好好思考自己是誰： 每一個人對生命的理解，都有自己獨特的過程，並沒有標準答案。而語文考試的目的，不在於追求知識細節的賣弄與競技，而是對「自己之所以為人」的認識與體會。教育是一個需要時間的育成，生命中最重要的考試，不應該虛擲在解釋死記上。2. 容許犯錯，不完美的人生，才是最後的公平：很多台灣家長最在意的分數公平，其實是建立在不合理升學競爭的基礎之上。有錢的人、能補習的人、熟悉考題訓練的人，往往在這個扭曲的制度裡，才有更多機會得到表面完美公平的勝利，但其實這是踩在很多人的失敗上，才得到的菁英式成功。 但我們忘了，在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都會經歷過各種的不快樂，各種的不完美。而我們的語文科考題，卻從來沒有教我們怎麼接受，那一個不完美的自己。 我們或許要思考的，是我們要一個怎樣的考試，來決定我們孩子的一生？他的成功與公平、對這個世界的理解，是永遠留在了十八歲那年？還是在很多年以後，依舊還能面對真實自己的那一個永遠？ ...

約莫2008年前後開始，芬蘭突然間變得很「夯」，台灣的雜誌開始做芬蘭的教育專題，臺灣教育界掀起芬蘭熱，連教育改革也突然要以芬蘭為師，甚至連博士論文也開始出現以台灣與芬蘭的教育改革作為比較的主題。 我住在台灣的芬蘭朋友，覺得這件事簡直不可思議。「如果要學北歐，就要學瑞典啊！芬蘭的教育根本是拷貝瑞典的。如果要學歐洲的話，那當然要學德國啊！台灣為什麼要學芬蘭呢？」 除了一些相當薄弱的客觀因素，我認為像陳聖元的兩本書，加上另外幾本帶著年幼的子女在芬蘭接受教育的家長陳之華、涂翠珊等的教養著作，共同帶來的媒體效應，不能說沒有關係。 老實說，芬蘭跟台灣的關係，原本幾乎比冰島跟台灣的關係更遙遠，因為去夜市吃鐵板燒，還會看到板子上寫著「冰島鱈魚」，但說到芬蘭，幾乎一般台灣人都無法想得出有什麼聯繫。 住在台灣的芬蘭人，這幾年以來一直只有2、3個人。所以當我看到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開宗明義洋洋灑灑寫著「國際對於芬蘭的教育充滿好奇 ......因此芬蘭的卓越表現毫無疑問地成為台灣教育改革邁向卓越、必須徹底了解的一環」時，身為教育外行人的我，不禁抓著腦袋百思不得其解： 「這『國際』指的是誰？」 實際上，我常常懷疑台灣人時常掛在口上的「國際」，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世界上以芬蘭為例子討論教育改革的，基本上除了台灣，只有美國。台灣之所以突然注目芬蘭的教育，很有可能並不是台灣突然關注起陌生的北歐，而是因為台灣留美的教授們，受到了美國學者直接的影響。所以美國一小部分的教育學者，加上受到美國影響的台灣，這就是「國際」了嗎？ 芬蘭神話的起因，是總部設於巴黎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每隔幾年針對65國50多萬名15歲學生在數學、科學、閱讀上所作的調查結果，做成「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報告。因為西元2000年來的3次調查，芬蘭都連續3次名列前茅，向來注重排名的台灣，自然也抱著取經的心態，從政治人物、記者和教授，家長到學生都到芬蘭的學校，想要了解他們的「成功」經驗。 說到這裡，相信我們都覺得芬蘭教育很值得學習。 結果2012年出爐的PISA排名，快速地下降落到了第12名，讓人非常失望。在同一份報告中，台灣排第4，前3名分別是中國、新加坡、和香港。 照這樣說的話，就沒有學習芬蘭的理由了。因為我們比芬蘭強。 如果台灣要取經的話，也應該去效仿前3名的教育制度才對，為什麼芬蘭還是高高掛在台灣高中生（和他們的家長），想要去交換學生的榜首，沒有退燒呢？為什麼華人圈包辦前4名，亞洲國家包辦前7名，卻還是繼續抱著朝聖的心態，歌頌被我們遠遠拋在第12名的芬蘭教育？ 排名第11名的，是波羅的海三小國中的愛沙尼亞，蘇聯解體後獨立的愛沙尼亞共和國，教育制度比芬蘭更成功，愛沙尼亞也是小國、也有被殖民經驗，台灣教育者之前不就是以這樣的理由，辯證台灣跟芬蘭教育環境可以相提並論的嗎？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台灣人和家長，想要讓台灣學生到愛沙尼亞學習呢？ 平心而論，不管PISA排名如何，芬蘭當然有值得台灣學習的地方，但是如果迷人的只是教育成果的話，排名更前的新加坡或愛沙尼亞，應該更迷人。 台灣人沒有非去芬蘭不可的客觀理由，卻還心嚮往之，這背後的原因我覺得有趣極了。 台灣菁英父母的國際觀，希望讓子女能夠趁年輕去看世界，培養國際觀，但這樣的父母心中，卻有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這世界上的國家有兩種，一種叫做「值得去」的國家，跟一種叫做「不值得去」的國家。 所謂「值得去」的國家，就像有位台灣家長曾經寫過，他的孩子如果要出國當交換學生，選擇的國家必須符合以下3個條件： 一、安全優雅的環境： 孩子是寶貝，當然安全第一，雖然出門在外必有風險，但應為青少年選擇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以及優雅的社會，來確保安全學習與培養國際化的特質。 二、能通英語但非英語系的國家： 到美國、加拿大、英國及紐澳固然不錯，但以學習的角度，這些國家是當今世界的主流文化，不用到他們國家，在小孩成長的過程已沈浸在英美的學習環境。為促進多樣的學習，應到非英語系國家。但台灣小孩難有英語以外的第2外語能力，於是被選定的非英語系國家應要有良好的英語環境。 三、是值得台灣學習的國家 這個國家是個優良品質、高競爭力、有文化素養與令人尊敬的國家。如此，青少年透過一年的實際體驗，必然能拉高他對品質、競爭力與文化的標準。 用這樣的標準來看，我選擇去念書的埃及，就屬於「不值得去」的國家。首先，埃及的環境超級不安全，我的學校跟住處公寓，根本就在「阿拉伯之春」的發祥地的解放廣場旁邊，當時正好科威特發生戰爭，於是我們的分校臨時閉校，逃難的學生都暫時收容在我們學校繼續上課，落為難民的王公貴族，加上他們的保鑣佔據校園，據說是避免敵人跨境追殺，一整個混亂。 埃及的社會也不優雅，我的生活周遭到處都是騙子、娼妓、歹徒，雖然不安全，但諷刺的是，正因為路邊常常有土製炸彈，所以是一個學習保護自己人身安全的好地方。進出校園都要經過金屬探測器還得搜身，所以多年後我在美國波士頓上班時，還曾經發生過一件糗事。 有個晴朗的冬天中午，我捧著一杯熱咖啡跟著幾個抽煙的同事站在辦公室外面聊天，結果突然身邊傳來一聲巨響，我立刻不顧穿著西裝，撲倒在雪地上，而且不只這樣，還硬拉著身邊左右兩個同事一起撲倒，手還抱頭。突然之間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我們身上，過了幾秒鐘，哈哈大笑起來。原來其中一個同事的打火機放在太陽底下，因為雪地的反光照射，結果過熱爆炸，卻被我當成是土製炸彈。後來這件事情在公司傳為笑談，但是我真心覺得，埃及是讓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戰爭跟危險的台灣年輕人，學習保護自已的好地方。 如果說到國際化，埃及非常國際化。在埃及，我必須學習跟來自科威特、黎巴嫩、敘利亞、約旦、阿拉伯、貝都因遊牧民族的學生相處，不只是同學之間，師生當中，也充滿著男性與女性的歧視、基督徒與伊斯蘭教徒的敵對，崇美和反美、反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政權的對立意識型態、主戰派和主和派、民主派和極權派、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與開明派的對峙。 學習在這各種危險的細線當中遊走，我個人認為是培養國際化很好的機會，但可能不會得到太多亞洲父母的認同。所以大多數的台灣家長不會將埃及納入「能通英語但非英語系」、「值得台灣學習的國家」。 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緬甸，那就更不用說了。 「你沒看他們的人都拼命要來台灣工作賺錢，我們去幹嘛？想去的話參加旅行團去玩幾天就好了。」台灣人心目中的國際，時常有芬蘭卻沒有埃及，有美洲卻沒有非洲，有北歐卻沒有東南亞。 或許，是改變的時候了。 國際觀，不應該是父母修剪好的一盆日式小品盆栽，而是一顆隨風而飄的種子，在父母的祝福下著陸，社會的默許下發芽，不會被當成人生的雜草移除，即便有各種自然的風險，也不能取代頂天立地、自由伸展的快樂，在這過程之中，生存適應的方法，面對世界的方法，就是國際觀。 就像陳聖元的父親，在兒子出發去芬蘭當交換學生前，約法三章鼓勵他只要符合這三大原則都可以嘗試，就很不錯： 一，沒有生命危險或是身體受到不可回覆的傷害。 二，不會被抓去坐牢或是侵犯到當地法律。 三，不會傷害到別人或是對別人歧視。 我家的原則則是：「想要追求的，就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實現。」父親在我當了背包客好幾年，也用申請獎學金的方式到好幾個國家擔任交換學生以後，我在埃及念研究所，有一次回鄉探親時突然問我： 「你知道我為什麼從來沒有阻止你去環遊世界嗎？」 我搖搖頭。 「每個時代的年輕人，都有環遊世界的旅行夢想。如果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實現的話，我有什麼理由阻止你呢？」他說。 天下父母心。我的父親，應該並不是因為愛他的兒子、愛得比陳聖元的父親少，所以才放手容許我去埃及，而是他能夠理解自己視野的極限，因此選擇讓我用自己的眼睛和雙腳去探索這個世界，找到我自己看世界的視角。 如果有更多台灣家長，能意識到目前台灣對國際社會認識的嚴重偏頗，願意打開心胸重新，十年之後，我們再來談「國際觀」，不求玉潤冰清，但願枝繁葉茂。 {DS_BOX_14253} ...

2014年12月1日，在 Asia Beat Taiwan 2014 大會上，主辦單位邀請了兩位來自日本創投 IMJ Investment Partners 與 Rebright Partners 的代表，讓我們了解日本創投對在市場的動向，以及對台灣市場新創公司的想法。 瞄準亞洲新創公司，拯救日本巨頭 近年日本科技帝國的光環褪滅，肇因於改革的腳步遲緩，73% 日本五百大上市公司過去五年「什麼都沒做」。IMJ Investment Partners 總監 Koichi Saito 分析，日本巨頭依然執迷於數字導向的目標，但是缺少具體計劃，而且缺乏協同合作的精神，併購多是無關緊要，加上決策速度過慢，每項投資案都需要長達 6 個月到一年才能敲定，這三個原因阻礙了日本企業的革新發展。 因此，日本創投的其中一個主要任務，便是為日本企業找到「創新種子（innovation seeds）」，IMJ 與其它日本創投如 Cyber Agent Ventures、B Dash Ventures 等等瞄準亞洲早期階段的公司，並邀請企業共同以合夥、投資或併購等方式，架接起大企業與小公司的橋樑，並在創新種子的基礎上建立成長策略，從而邁向獲利之路。 這樣的形式已經創造不少成功案例，比如 Infoteria 併購印尼群眾募資平台 Sribu，獲得當地的人才與專家，為前進印尼市場奠基，Animation Studio 投資印尼嬰兒產品電商 bilna，直接打入當地使用者。線上餐飲快送服務出前館併購了印尼同業 Klik-eat，同樣直通東南亞市場。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來自日本 Rebright Partners 與 Batavia Incubator 的合夥人 Takeshi Ebihara 針對日本創投如何看待台灣新創公司發表簡短演講。Rebright Partners 是專門投資網路與軟體新創公司的創投，主要投資人士日本大型 IT 公司，有限合夥人（LP）約 20 名，主要投資地區是東南亞，不過他們也著眼於其他市場的機會，因此像美國和印度也都有投資，當然，台灣也是他們關注的市場。 Takeshi Ebihara 認為，新創公司之所以會成功，是因為在對的時間出現在對的地點，例如日本 Yahoo，1994 年正是網路興起的時候，1997 年成立的樂天也剛好遇到電子商務興起（Amazon 於 1994 年成立，三年後上市；eBay 在 1995 年成立，1998 年上市，PayPal 成立於 1998 年；阿里巴巴則是成立於 1999 年），是不是第一個進入市場不重要，但時機一定要對。例如亞洲現在就是屬於行動（mobile）時代，他們很樂意投資與行動相關、誕生於行動平台的事業。 台灣是一個市場？還是一個科技生產地？ Takeshi Ebihara 告訴我們，在外國創投的眼中，台灣新創公司需要回答一個問題： 台灣是一個市場，還是一個科技生產地？ 他把話講得很明白，認為台灣的市場不夠大，新創公司要找到外國投資者有難度。對外國投資者來說，台灣有的是科技、人才，不是市場。所以相較於開發台灣市場，許多外國企業更樂於來台灣收購人才和技術。 Takeshi Ebihara 稱唯一的例外是：電子商務。如果你是做台灣市場的電商，那市佔率一定要很大，如果不夠大，那至少也應該是某類型電子商務的領先者，最終才有機會以被巨頭公司人才收購的方式出場（exit）。 但如果你是做其他科技類的，一定要在全球市場成為領導者，想好三個問題，才不會浪費大家的時間。Takeshi Ebihara 說自己在面對新創公司時，往往會問三個問題： 你的市場？ 你的領域？ 你的公司處於哪個階段？ 創業者必須弄清楚自己找的創投是投資哪些市場、哪種產業（如果是網路，又是哪一種網路公司？電商？社群？B2B 服務？）？如果這家創投只投種子到 A 輪，創業者想募的卻是 B 輪，那麼一開始就不應該找他們。 直接飛去日本找創投是白費工夫 Takeshi Ebihara 認為，對台灣公司來說，資金會來自：本土、日本和新加坡。 但是他個人建議：直接跑去日本找當地的創投會是白費工夫。Takeshi Ebihara 解釋，這是因為許多日本創投負責海外投資的部門或是分支機構都會設立在日本以外的地區，例如新加坡。舉例來說，投資多家台灣新創公司的日本創投 CyberAgent Ventures（CAV），他們就是在各國市場設立分公司，交由當地負責人處理（該國及鄰近區域）新創公司的投資事務。 你找的創投是哪一種？ 創投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大類：純創投和策略性創投（或機構創投），前者只看投資報酬率，後者則屬於企業布局的一部分。認清創投的類型很重要，因為他們對新創公司的發展預期是很不一樣的。 你值一億美元嗎？ 最後，Takeshi Ebihara 提出了一個問題，當公司出場（exit，公開上市或是被併購）時，能達到一億美元的估值嗎？沒有的話，很抱歉，Takeshi Ebihara 說他們的創投將不會考慮。 綜合以上幾點，Takeshi Ebihara 表示，台灣會令他注意的網路公司類型，可能只有電子商務公司。 本文獲「Inside」授權轉載，原文在此 {DS_BOX_13299} ...

某次和一位從事投資的朋友在台北東區巷內咖啡店閒聊。我發現對面就是在網路上小有名氣的餐廳，於是就對朋友說，這間店外表看來普普，但因為口味特殊，頗受年輕人歡迎。沒想到他比我更熟悉這家店：「之前他們打算增資開分店，有找我們談過。」 「是喔！結果呢？」「不太行啊。所以我們沒有投。」「哪邊有問題呀？」「他們生意真的很好，所以另外在樓上租一間來放東西、食材之類的。我們也去看了。基本上公司體質是還好，但有個狀況我實在看不下去。」 「很亂嗎？」「不是。是他們員工出出入入拿東西，都沒在隨手關燈、關房間門的。或者說，因為老闆都會一間間檢查然後關燈鎖門，所以大家就懶得關了。」 「那這樣的問題是？」「難不成以後每一間分店老闆都要去關燈嗎？」 那朋友補充說明，這代表該店的標準作業流程還沒建立起來，主要還是靠老闆與家人的雞婆本性來處理細節。我於是追問，這難道不能透過外來的企管諮詢服務來協助建立制度嗎？ 「你說的對。如果老闆不懂，外面的人進去指導、幫忙建SOP，那當然問題就不大。但我個人觀察啦，那老闆不是不懂，他是覺得其他人都沒他懂，都沒他細心，都沒他愛這家店。」他就講到這...。 這的確就麻煩了。 不只是展店的問題，在現實職場或日常生活中，最怕的不是真沒知識或不懂的，怕就是怕那種「以為自己很懂的」。這種人或許透過自己的努力與細心有了一點小成就，接著就認為現有的成功經驗足以推廣到人生的一切領域。小到一家餐廳，大到跨國企業，這種狀況實在不罕見。 因此也有分析師不客氣的說，台灣許多傳統產業之所以成功，根本就是運氣好，都被他碰到波段大多頭。這種經營者還自詡經營之神，出來對產業指手劃腳，台灣經濟當然就一直好不起來。 放到個人層面，現在社會制度如此複雜，拿著個人一兩次成功經驗硬推到所有現象，當然是行不通的。但在碰個滿頭包之前，當事者也往往聽不進勸諫。他會認為那些建議若非「搞不清楚狀況」、「不適合我」，要嘛就是「想來扯後腿」。就算你的確是比他懂，他也會認為你是假懂；他有他的一套，這一套可以打遍江湖無敵手。 面對這種人，其實也不需太過費心，就多給他們一點時間，久了總會自爆的。但也因為他們有點成就、家業，如果爆了的話，就會有無辜受害者，由社會共同承擔。 我那朋友也說：「那間店的員工，其實也都不太行，放到別的店，都會是最低階的人力，喊一動做一動。他們就是想說，老闆一家人會盯著那些細節，所以許多人就都隨隨便便。那老闆在某種意義上算是好人啦，但是從沒有建立制度、過度代勞的角度來講，他又算是個壞人。這間店可以做到更好，但少了那些關鍵改變，大概永遠都會停留在現在這個樣子。」 「永遠嗎？」「喔，應該是到那老闆累垮的那天為止。那老闆不在了，這間店就沒了。」 台灣有太多企業都是如此發展，但他們都以為是因為老闆英明神武，所以人一不在，店就掛了；卻沒想到正是因為老闆做事的態度有問題，造成這店無法長久，沒辦法傳承。 不過，我的朋友，會不會有點小題大作了呢？他的推論會是「歸因謬誤」嗎？ 從我座位的角度看過去，那間店的生意確實不錯，用餐者出出入入的，若非專業人士，實在無法想像裡頭有朋友所說的那種問題。我想，應該還是會有其他的投資者認為這間店有擴充的可能性，而大膽投錢下去，「老闆愛關燈」一事，也不見得真會成為壓垮他們的「第一根稻草」。 老闆可能在每間店都找到一個熱愛關燈的店長，他們就一路成功下去，甚至成為知名的連鎖店家。或許老闆上媒體受訪，記者還會強調親自關燈這點，是他的成功秘方呢！ 你應該覺得自己好像看過這種新聞，對吧？那到底什麼樣的資訊，才是真正值得參考的呢？ 看到我朋友在上班日悠閒喝咖啡的爽樣子，我也開始思考，他本人是否又另一種「歸因謬誤」的例子。我們總是覺得成功的人講話比較有道理，對吧？ ...

這一次徐乃麟爆粗口事件，其實只是台灣職場文化的一個縮影。 我接過很多陌生台灣讀者的私訊，他們告訴我，他們曾經在職場上遇到太多不公平的待遇。尤其是職場新人，必須忍受前輩無止盡的言語暴力，動不動就拿「敬老尊賢」來威脅，但為了生活，為了那一份薪水，為了「圈內人脈」，只好通通忍下來，假裝微笑，假裝有禮貌，假裝這個世界非常美好，然後，深呼吸，繼續工作下去。 所以唐從聖說，通告費。簡單三個字，隱含著多少深沈的無奈。人都是父母生養的，心都是肉長的，憑什麼？ 我曾經想過，為什麼這一些痛苦的台灣讀者，會選擇了我，把他們最痛苦的一面，職場上遭受的恐懼與焦慮，通通告訴我。這是因為，我和他們的生活工作圈離得太遠，沒有任何交集，不用擔心同事的出賣，更不用擔心流言的波及。跟我講的話，可以覺得釋放又安心。我常常在想，這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如果職場上所遭受的霸凌，沒有得到合理的紓解，長期積壓起來的負面情緒，一方面對自己的身心造成傷害，另一面也容易傷害到我們最愛的人。很多人因為在職場上很抑鬱，就把怒氣焦慮帶回家，對家人兒女發洩、 家暴，就是這樣來的。 在瑞士的職場文化裡，如果因為職場壓力造成心理不適的情況，可以憑藉這個理由，合法申請心理諮商和保險給付的，整個瑞士社會鼓勵我們正視自己的情緒，遠離那一些讓我們不快樂的人，而生活經濟來源又不至於中斷，不讓威嚇得逞。但是，台灣不是這樣。 台灣現在不是這樣，但是，未來是可以改變的。而這個改變，就從那一位錄影者，按下按鈕的那一刻開始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不應該開除那一位外流影片華視員工。因為三尺之寒，絕非一朝一夕所造成，這位員工，一定在此之前，觀察了演藝圈內各式各樣的生態，有感而發。最重要的是，那一瞬間的觸動，那一瞬間身為一個人的震撼，一個人所應該擁有的尊嚴與感情。任何人都不能接受那樣的羞辱，即使是一位旁觀者，也無法置身事外。那是一份在各種利益與顧忌，都已經忘記的瞬間，有著直覺的正義與純粹。所以我非常感謝那一位員工，謝謝你，讓我們知道，曾經有這麼傷人的一刻。 有一些人又說，如果我們這麼重視個人情緒的變化，主張一視同仁，尊重所有職場工作者的情緒表達，那是不是說，身為長官前輩，也有權利發飆？ 是這樣，如果長官前輩認為自己情緒受到不合理的傷害，當然有權利當場表達。但是，情緒表達的方式有很多種，而不是選擇最不專業的方式：講髒話。 以徐乃麟的例子來說，的確，任何人參加比賽被說「輸不起」，都會感到憤怒不開心，此時適當的表達與溝通，是絕對必要的，這方面徐乃麟並沒有錯。但是身為專業的藝人，你可以用自嘲、開玩笑的方式溝通，可以用溫和理性的語言表達，尤其身為演藝圈長輩，上對下的溝通，可以往慈藹寬容的方向去走，絕對不需要採取後來那樣激烈傷害的方法。藝人是帶給人歡樂的，不是傷害的，今天會演變成這樣，讓人不禁懷疑，徐乃麟是否離開了他做為藝人應有的情緒控管與專業，或許建議他應該暫時休息一下，讓心情好一點，情緒穩定一點，再重新出發比較好？ 最後我想說的是，其實，這個世界非常不公平。這個社會有太多人，他們並不像藝人這麼有名，但在職場上，他們卻同樣遭受著來自上面的壓力與責備。有名的藝人受到羞辱，可以藉著影片的外流，得到社會輿論的注意，但有多少人，在長期職場拿「長幼有序」為口號、實質進行變態霸凌的扭曲文化之下，默默過完心理受創的人生？ ...

在大病一場後，我決定遵循醫師囑咐，放慢腳步，多多休息。在中國大陸跑了一個禮拜，周末我來到上海旁邊的崇明島休一天假。 崇明島緊鄰上海，以前靠渡輪連接，相當不便。兩年前海底隧道開通後，開始快速發展，島上建了一座五星級高檔休閒酒店。 酒店寬敞舒適，令人耳目一新。我拿了一本雜誌，到lounge去，準備好好地享受一個寧靜下午。 跨進門，眼前景象令我大吃一驚，每個桌子都坐滿人，不少小朋友在房間裡跑來跑去，我走到角落，在剩下唯一的一張桌子邊坐下，然後請經理過來。 「請問這不是executive lounge嗎？怎麼會有那麼多人？」 在國外酒店lounge內，通常都沒什麼人，我想像的是休閒地喝咖啡、看報紙的場景。 「先生，實在抱歉，您說得很對，但我們這裡像您這樣的商務客人很少，主要是以『年輕情侶』為主，請您見諒。」 年輕情侶？我看更多的是young couple “with kids”，大部分年紀都不超過30，中年人幾乎看不到。 這時一個小孩突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另外一個小孩的玩具滾到我腳邊，他母親跑過來拿。 我搖搖頭，趕緊逃離現場，這裡不是英式下午茶，更像迪士尼的餐飲販賣部。 有什麼啟發？中國大陸中產階級正快速興起，民間消費力超強，對於好的休閒娛樂，趨之若鶩，花錢毫不手軟，難怪購物中心龍頭萬達王健林會成為首富之一。 令人驚訝的是，和台灣為生計掙扎的年輕人比較，大陸年輕人似乎更懂得也有能力享受生活，一胎化政策更帶動對下一代的投資，特別在消費上面。 大陸現在已沒有僅針對外國遊客的地方，本地客人佔大多數。台灣日月潭涵碧樓也是這樣，外地、本地客人各一半，但沒那麼多年輕人。 不僅是外客，中國外資結構也在改變。大陸已不再歡迎那些低附加價值的生產型外資（台商占很大比例），朝內需和服務轉型。 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金額1,400億美元，超過外資投資中國1,200億美元，中國正式成為「資本淨輸出國」，在全球積極投資，上海复星集團收購Club Med（地中海俱樂部），王健林買下美國第二大影城以及英國遊艇公司，這些都是為了滿足內需消費市場。 和中國大陸相同的是，外資對台灣投資的金額也在縮減。這並不令人意外，在學運之後，陸資已沒有了，外資也對台灣充滿疑慮。 台灣最大的問題，在於政策的不一致性，以及缺乏法治，民粹又推波助瀾，誰還敢來台投資？ 柯文哲炮打遠雄大巨蛋、鴻海秋葉原、日勝生美河市、富邦松菸文創區，抹黑企業，要求重新議約，儼然是公平正義的使者。 柯P指責鴻海財大氣粗，是國家的悲哀，財團怎可如此囂張？又說：「一個趙藤雄等於十個葉世文，這就是現在的社會觀感。」 表面上柯P在做和習近平一樣的事，即瓦解政商勾結。問題是柯P不是習近平，台灣也不同於中國大陸。中國對貪腐加強清理，一切法治化，讓投資者更加有信心。 台灣呢？你自己可以觀察，政府對外資IOI投資101的態度，以及柯P對財團的作法，會讓外資和本地企業對台灣投資更有信心嗎？這是假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實。 柯P對財團強調，「你要應付的不是我，是台灣的輿論」，大錯特錯，這是內向型的思維。如果我們懂得向外看，就會了解「台灣要應付的不是財團，也不是社會觀感，而是全世界對台灣的看法」。 我在一年半前，協助美國洛克斐勒家族來台投資，他們計畫在亞洲建立一個融合東西的文化創意平台，把紐約的音樂、藝術、劇場引進來，並和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和林肯中心合作。由於台灣的人文精神和文化視野，被他們相中，請了很多專家來調研。 他們看上的地點，是台北市精華區的台鐵台北機廠。台鐵為了活化資產，計畫將60%面積開發商場，但鐵道迷抗議，台鐵只好縮小開發面積；柯P也說，這是古蹟，不能變賣，搞得現在無法進行下去。 如同大巨蛋旁的樹是否應搬遷，這反應了台灣面臨的議題：全球化vs.本土化、商業發展vs.生態保存。台灣沒有對全球說NO的本錢，更不應走上反商的道路，外資一旦有這種感覺，台灣就沒有希望了，為何我們找不到平衡點？ 看到達沃斯論壇上，大陸總理李克強總理發表演講，侃侃而談，自信和自省兼具，感概萬千。台灣的政務官，有幾個人能夠在國際場合推銷台灣價值？許多人連英語都講不好。 如果引進來不可能，台灣至少要能走出去。金管會推動台灣「打亞洲盃」，成績斐然，金控併購足跡遍步亞洲，去年更有五十家外國企業來台發行國際債券。 由於缺乏外國和本地企業投資，台灣經濟一定會陷入僵局，變成無法流動的死水。解決之道不在政府，你必須運用一切自己的關係和力量，加強和世界的連結。 我現在已不鼓勵外國客戶來台投資了，把資源搬到海外去比較簡單，長期來說對台灣更好，會更有全球競爭力。 我愛台灣，但台灣不愛我，it’s time to say good-bye，這不是「出埃及記」，而是「出台灣記」。 Some day, we will meet again. I still have HOPE. {DS_BOX_8273} ...

撰文：英語島文章收錄於英語島www.eisland.com.tw本文作者：翁士博 台灣的精品，西非的剩品 夏天是芒果的季節。而台灣產的芒果，就像精品一般高貴。如果家裡出現芒果，會認為是親朋好友送的禮物；冰店價目表上最貴的是芒果冰；水果店裡芒果時常做成包裝水果籃；新聞上也不時傳來農產區芒果拍賣現場的畫面，一喊價就是一斤百元的天價。 然而位於地球另一端的西非小國家，卻是個截然不同的光景。 到達水果集散市場，砂石車開始傾倒芒果，一顆顆圓滾滾的黃色果粒傾瀉而下，瞬間形成一座小山。 南撒哈拉地區氣候乾燥，土壤貧瘠，人口又多，聯合國擔心會成為糧食需求的沉重負擔。但多年來借助著許多國際糧食計畫，當地的農業生產技術越來越進步，當地已經十多年沒有發生過嚴重的饑荒，堪稱西非奇蹟。 走在市場中，耐旱的根莖類蔬菜幾乎全年不缺貨，像是洋蔥、馬鈴薯、樹薯；穀類如小米、菜豆，更是餵飽西非地區將近四億人口的功臣。其他種類的蔬菜，則具有季節性，年初有萵苣、高麗菜；年中較多野莧菜、黃瓜、番茄；年尾則是葫蘆瓜、茄子、胡蘿蔔；而水果也有比較常見的熱帶水果，如香蕉和鳳梨。 乍看之下，非洲農業的發展，已經解決了糧食供應不足的危機，人人有飯吃。但民生問題還未得到徹底的解決，農產供應的種類貧乏，作物單一，而且，農人依然生活在赤貧線以下。問題的根源，或許能從芒果一瞥端倪。 就算沒飯吃，也有芒果可以吃 西非地區的芒果是個有趣的風景，每年到了四、五月份，就進入盛產期，全年就集中在這兩個多月的時間，產量之大令人瞠目。清晨時分，一輛接著一輛的砂石車，裏頭裝載的不是水泥而是滿滿的芒果，駕駛邊開車手裡就是拿著一顆芒果一邊啃，路上看到認識的人還會順手丟出一顆芒果請客。到達水果集散市場，砂石車開始傾倒芒果，一顆顆圓滾滾的黃色果粒傾瀉而下， 瞬間形成一座小山。 當地的婦女，為了賺點錢補貼家計，一大早推著手推車到集散市場，跟大盤商批發一籃車的芒果，再推到市區去兜售。沒有手推車的，就拿一個鐵盆子，裝了一滿盆，頂在頭上賣。目標就是天黑以前賣完，日復一日。沒有賣完的，就給自家小孩吃。 當地的小孩，在這段時間內，就算沒有飯吃，也一定有芒果可以吃，幾乎是像三餐一樣當主食吃了。而且當地的吃法是不剝皮，洗乾淨以後，整粒連皮帶肉啃，僅吐出中間的果核。在戶外玩耍的小朋友，嘴角都還留有黃色的芒果渣，看到外國人好奇地跑來想握手，伸出那隻沾滿芒果汁液的黏巴達小手，令人莞爾。 我買了一袋芒果帶回家，當地的朋友看到非常吃驚，直說這是「窮人吃的水果」。 跟大盤商批發的芒果。 為什麼一顆只能賣5元？ 在這兩個月，芒果氾濫。走在街上， 都會不小心踩到芒果核。兩旁攤販清一色地販賣芒果，價錢非常低賤，大顆的一粒大約台幣5塊錢。一旦過了六月份，全國的芒果就會無聲無息地消失。一切恢復常態。可惜的是，全民瘋完一年一度的芒果季，也沒有賺到什麼財富，只是肚子裡塞了一堆芒果。原因就是沒有食品保存技術和毫無差異化的紅海市場了。 芒果的採收集中在每年四、五月份，大量芒果進入市場，自然穀賤傷農。然而缺少食品保存技術，所有水果只能在採收後一個星期內賣完，否則就開始腐敗，造成產季與非產季之間非常極端的供給差異。當地也少有農產品加工產業，沒有做成水果乾、果醬的技術，水果只有一種食用方式，就是新鮮吃。 毫無差異化的農產品市場，是紅海競爭、完全競爭市場，由市場決定售價，通常代表著實際售價極低無比。農人、商人不是不知其中的道理，但卻沒有辦法為芒果創造不一樣的價值，例如研發新的品種、做成芒果禮盒，或是發明芒果口味的甜點，做些與眾不同的改變。 年復一年，芒果的故事一直不斷地重複上演，它是一個鮮明的例子，代表著非洲農業無奈的困境，極大多數的當地作物，都難逃賤價的命運，連帶著耕種的農人、販賣的婦人，都難以翻轉貧窮的生活。許多以農立國的西非小國家，至今仍然貧窮落後，人民永遠吃著過剩的農產品，始終停留在「呷粗飽」的階段，距離富足仍有好長的路要走。 作者簡介 翁士博，非洲援外計畫及語言工作者，台北出生，政大英語系畢業，另通曉法文及土耳其文，現居西非布吉納法索。認為最能通行世界的外語是一顆敏銳觀察的心。在西非地區工作，關心當地的環境及發展，喜歡到偏鄉旅行，尋找文明的軌跡。 {DS_BOX_118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