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

教改改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柯文哲前兩天跟教育部長吳思華還在為了十二年國教吵架。...

面對人才缺口大開現窘狀，業界認為，台灣擁有世界上CP值最高人才，國際技職比賽常常名列前茅，卻被錯誤的教改政策給絆了一腳...

人本、教改、自學團體，這些有理想性的教育實驗，對第一線的老師來說，只會空談理念的沽名釣譽之徒，一點也不可行...

世界正在進入後工業時代，製造業日益複雜，競爭日益全球化。要想成功，一個國家越來越需要高技能和高教育程度的工作人口。因此，提升中學所傳授的技能水平，就成為發展中和先進國家的要緊任務。 對我來說，教育問題並不只是個學問上的問題。我出生在一個有九個孩子的家庭中。我的父母親是文盲，我的姐妹們也沒上過初中。但是，在我家的下一代，我所有的侄輩都擁有高中文憑，大部分還上了大學。 改善一個小學生和中學生數量超過1,600萬人的教育體系，是一項艱鉅的財政挑戰。因此，第一步是建立紮實的、改革性的宏觀經濟基礎。 多年來，公債高築和宏觀經濟管理失當，迫使土耳其需要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支付高昂的借貸利息，但這筆錢本可以投資於學校。但是，自2003年執政以來，總理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政府將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縮減了近十個百分點，從2002年的10.8%降至2013年的1%，並將公債GDP比率從2002年的74%降至2013年的36.3%。結果，同期政府利息支出佔稅收收入之比從85.7%降至15.3%。 這些財政上的改善將資金解放出來，大規模用在投資教育，而不必增加公共債務。從2002年到2014年，土耳其教育支出佔總預算的比例翻倍，達到了18%，財政狀況並未受到影響。自2003年以來，這筆額外資金讓政府增加了41萬名教師、20萬間教室，並提供了18億份免費教材。 但要想與中國等世界經濟強國競爭，我們還需要改善勞動力的總體質量。從2002學年度到2012學年度，小學入學率（包括年齡高於或低於官方年齡群體的學生）從96.5%升至107.6%，中學從80.8%升至96.8%，中學以上從35.8 %升至92.1%。 學生／教師比率也有所下降。在2002學年度，平均每28位小學生和18名中學生擁有一名教師；到2012學年度，這一比率分別降至20人和16人。2012年，土耳其將義務教育最低年限提高到12年。這是一項重要的改革，因為土耳其25歲以上的人，平均上學年齡只有6.5年，而經合組織平均是11年。 此外，政府還改善了教育機會。作為旨在幫助弱勢學生的FATIH工程的一部分，2014年土耳其投入14億里拉（6,650萬美元）用於為學校配置寬頻網路。其他措施，如「爸爸請讓我上學」（Baba Beni Okula Gönder）和「閨女，上學去吧」（Haydi Kızlar Okula）等，改善了入學性別比，女生：男生之比從2002年的91.1:100上升到2012年的101.8:100。這有望改善土耳其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目前平均水平為30%左右，但其中有大學文憑者高達72%。 考慮到土耳其的地理規模（是德國的兩倍大但人口相同），確保所有學生不論身居何處？社會經濟地位如何？都能獲得良好的教育，一直是一項挑戰。但2003年以來土耳其最令人矚目的成功之一，便是打破了學生家庭條件與其獲得良好教育機會之間的鴻溝。 2003年，土耳其學生考試分數的28%可以歸因於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換句話說，越窮的學生，其PISA分數越低，這與經合組織平均水平相符。但經合組織的2012年報告發現，土耳其學生的較低考試分數中只有15%可以歸因於社會經濟地位，優於經合組織平均水平。 土耳其也在縮小其與經合組織國家在教育公平性方面的差距。2006年，土耳其在科學方面的得分比經合組織平均分低76分，數學方面低74分。2012年，差距縮小為科學38分，數學46分。 考慮到這些成就，土耳其年輕人失業率也下降了（從2009年的25.3%降至2014年1月的17.3%，低於歐盟平均水平22.8%）或許並非偶然。顯然，改善教育和刺激經濟成長是相輔相成的關係。 當然，土耳其還需要做更多的事來實現其人力開發潛力；但過去十年的教育改革及其帶來的積極經濟效應表明，土耳其正在為快速、可持續、包容性成長打下堅實基礎。 穆罕默德·西姆塞克（Mehmet Şimşek）是土耳其財政部長。 {DS_BOX_10500} ...

約莫2008年前後開始，芬蘭突然間變得很「夯」，台灣的雜誌開始做芬蘭的教育專題，臺灣教育界掀起芬蘭熱，連教育改革也突然要以芬蘭為師，甚至連博士論文也開始出現以台灣與芬蘭的教育改革作為比較的主題。 我住在台灣的芬蘭朋友，覺得這件事簡直不可思議。「如果要學北歐，就要學瑞典啊！芬蘭的教育根本是拷貝瑞典的。如果要學歐洲的話，那當然要學德國啊！台灣為什麼要學芬蘭呢？」 除了一些相當薄弱的客觀因素，我認為像陳聖元的兩本書，加上另外幾本帶著年幼的子女在芬蘭接受教育的家長陳之華、涂翠珊等的教養著作，共同帶來的媒體效應，不能說沒有關係。 老實說，芬蘭跟台灣的關係，原本幾乎比冰島跟台灣的關係更遙遠，因為去夜市吃鐵板燒，還會看到板子上寫著「冰島鱈魚」，但說到芬蘭，幾乎一般台灣人都無法想得出有什麼聯繫。 住在台灣的芬蘭人，這幾年以來一直只有2、3個人。所以當我看到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開宗明義洋洋灑灑寫著「國際對於芬蘭的教育充滿好奇 ......因此芬蘭的卓越表現毫無疑問地成為台灣教育改革邁向卓越、必須徹底了解的一環」時，身為教育外行人的我，不禁抓著腦袋百思不得其解： 「這『國際』指的是誰？」 實際上，我常常懷疑台灣人時常掛在口上的「國際」，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世界上以芬蘭為例子討論教育改革的，基本上除了台灣，只有美國。台灣之所以突然注目芬蘭的教育，很有可能並不是台灣突然關注起陌生的北歐，而是因為台灣留美的教授們，受到了美國學者直接的影響。所以美國一小部分的教育學者，加上受到美國影響的台灣，這就是「國際」了嗎？ 芬蘭神話的起因，是總部設於巴黎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每隔幾年針對65國50多萬名15歲學生在數學、科學、閱讀上所作的調查結果，做成「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報告。因為西元2000年來的3次調查，芬蘭都連續3次名列前茅，向來注重排名的台灣，自然也抱著取經的心態，從政治人物、記者和教授，家長到學生都到芬蘭的學校，想要了解他們的「成功」經驗。 說到這裡，相信我們都覺得芬蘭教育很值得學習。 結果2012年出爐的PISA排名，快速地下降落到了第12名，讓人非常失望。在同一份報告中，台灣排第4，前3名分別是中國、新加坡、和香港。 照這樣說的話，就沒有學習芬蘭的理由了。因為我們比芬蘭強。 如果台灣要取經的話，也應該去效仿前3名的教育制度才對，為什麼芬蘭還是高高掛在台灣高中生（和他們的家長），想要去交換學生的榜首，沒有退燒呢？為什麼華人圈包辦前4名，亞洲國家包辦前7名，卻還是繼續抱著朝聖的心態，歌頌被我們遠遠拋在第12名的芬蘭教育？ 排名第11名的，是波羅的海三小國中的愛沙尼亞，蘇聯解體後獨立的愛沙尼亞共和國，教育制度比芬蘭更成功，愛沙尼亞也是小國、也有被殖民經驗，台灣教育者之前不就是以這樣的理由，辯證台灣跟芬蘭教育環境可以相提並論的嗎？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台灣人和家長，想要讓台灣學生到愛沙尼亞學習呢？ 平心而論，不管PISA排名如何，芬蘭當然有值得台灣學習的地方，但是如果迷人的只是教育成果的話，排名更前的新加坡或愛沙尼亞，應該更迷人。 台灣人沒有非去芬蘭不可的客觀理由，卻還心嚮往之，這背後的原因我覺得有趣極了。 台灣菁英父母的國際觀，希望讓子女能夠趁年輕去看世界，培養國際觀，但這樣的父母心中，卻有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這世界上的國家有兩種，一種叫做「值得去」的國家，跟一種叫做「不值得去」的國家。 所謂「值得去」的國家，就像有位台灣家長曾經寫過，他的孩子如果要出國當交換學生，選擇的國家必須符合以下3個條件： 一、安全優雅的環境： 孩子是寶貝，當然安全第一，雖然出門在外必有風險，但應為青少年選擇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以及優雅的社會，來確保安全學習與培養國際化的特質。 二、能通英語但非英語系的國家： 到美國、加拿大、英國及紐澳固然不錯，但以學習的角度，這些國家是當今世界的主流文化，不用到他們國家，在小孩成長的過程已沈浸在英美的學習環境。為促進多樣的學習，應到非英語系國家。但台灣小孩難有英語以外的第2外語能力，於是被選定的非英語系國家應要有良好的英語環境。 三、是值得台灣學習的國家 這個國家是個優良品質、高競爭力、有文化素養與令人尊敬的國家。如此，青少年透過一年的實際體驗，必然能拉高他對品質、競爭力與文化的標準。 用這樣的標準來看，我選擇去念書的埃及，就屬於「不值得去」的國家。首先，埃及的環境超級不安全，我的學校跟住處公寓，根本就在「阿拉伯之春」的發祥地的解放廣場旁邊，當時正好科威特發生戰爭，於是我們的分校臨時閉校，逃難的學生都暫時收容在我們學校繼續上課，落為難民的王公貴族，加上他們的保鑣佔據校園，據說是避免敵人跨境追殺，一整個混亂。 埃及的社會也不優雅，我的生活周遭到處都是騙子、娼妓、歹徒，雖然不安全，但諷刺的是，正因為路邊常常有土製炸彈，所以是一個學習保護自己人身安全的好地方。進出校園都要經過金屬探測器還得搜身，所以多年後我在美國波士頓上班時，還曾經發生過一件糗事。 有個晴朗的冬天中午，我捧著一杯熱咖啡跟著幾個抽煙的同事站在辦公室外面聊天，結果突然身邊傳來一聲巨響，我立刻不顧穿著西裝，撲倒在雪地上，而且不只這樣，還硬拉著身邊左右兩個同事一起撲倒，手還抱頭。突然之間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我們身上，過了幾秒鐘，哈哈大笑起來。原來其中一個同事的打火機放在太陽底下，因為雪地的反光照射，結果過熱爆炸，卻被我當成是土製炸彈。後來這件事情在公司傳為笑談，但是我真心覺得，埃及是讓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戰爭跟危險的台灣年輕人，學習保護自已的好地方。 如果說到國際化，埃及非常國際化。在埃及，我必須學習跟來自科威特、黎巴嫩、敘利亞、約旦、阿拉伯、貝都因遊牧民族的學生相處，不只是同學之間，師生當中，也充滿著男性與女性的歧視、基督徒與伊斯蘭教徒的敵對，崇美和反美、反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政權的對立意識型態、主戰派和主和派、民主派和極權派、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與開明派的對峙。 學習在這各種危險的細線當中遊走，我個人認為是培養國際化很好的機會，但可能不會得到太多亞洲父母的認同。所以大多數的台灣家長不會將埃及納入「能通英語但非英語系」、「值得台灣學習的國家」。 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緬甸，那就更不用說了。 「你沒看他們的人都拼命要來台灣工作賺錢，我們去幹嘛？想去的話參加旅行團去玩幾天就好了。」台灣人心目中的國際，時常有芬蘭卻沒有埃及，有美洲卻沒有非洲，有北歐卻沒有東南亞。 或許，是改變的時候了。 國際觀，不應該是父母修剪好的一盆日式小品盆栽，而是一顆隨風而飄的種子，在父母的祝福下著陸，社會的默許下發芽，不會被當成人生的雜草移除，即便有各種自然的風險，也不能取代頂天立地、自由伸展的快樂，在這過程之中，生存適應的方法，面對世界的方法，就是國際觀。 就像陳聖元的父親，在兒子出發去芬蘭當交換學生前，約法三章鼓勵他只要符合這三大原則都可以嘗試，就很不錯： 一，沒有生命危險或是身體受到不可回覆的傷害。 二，不會被抓去坐牢或是侵犯到當地法律。 三，不會傷害到別人或是對別人歧視。 我家的原則則是：「想要追求的，就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實現。」父親在我當了背包客好幾年，也用申請獎學金的方式到好幾個國家擔任交換學生以後，我在埃及念研究所，有一次回鄉探親時突然問我： 「你知道我為什麼從來沒有阻止你去環遊世界嗎？」 我搖搖頭。 「每個時代的年輕人，都有環遊世界的旅行夢想。如果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實現的話，我有什麼理由阻止你呢？」他說。 天下父母心。我的父親，應該並不是因為愛他的兒子、愛得比陳聖元的父親少，所以才放手容許我去埃及，而是他能夠理解自己視野的極限，因此選擇讓我用自己的眼睛和雙腳去探索這個世界，找到我自己看世界的視角。 如果有更多台灣家長，能意識到目前台灣對國際社會認識的嚴重偏頗，願意打開心胸重新，十年之後，我們再來談「國際觀」，不求玉潤冰清，但願枝繁葉茂。 {DS_BOX_14253} ...

我們的新創公司一週前剛剛舉辦完第一次整天的論壇活動。從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我們邀請來自不同產業的講者，舉辦了四場座談會，關於媒體未來、創業等等，試圖討論年輕世代能夠做什麼來使現在的社會有正面改變。 幾小時後，我們來到了結尾的演講。活動接近尾聲，許多工作結束了，每個人也都很累了。300多位參加者全都聚集在大會議中心聽最後的演講，許多工作人員也都在最後面聽演講，聽講者分享他的經驗。 講者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插畫藝術家，曾在美國迪士尼總部工作，參與過許多有名的迪士尼動畫的製作，拿過許多動畫和設計獎項。幾年後，他辭職了，並創立了自己的動畫公司，現在每年會製作許多動畫，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旅行演講，設計自己的主題樂園，以及幫客戶設計大案子。 他分享了一個很特別的故事： 某一次在加州某中學給父母的演講中，他分享了自己的經驗，關於他在唸書時成績有多差，而他唯一最擅長的能力則是畫畫。他非常詳細地分享他過去和現在有多不同。他之前很孤獨，常常不被他很保守的台灣父母鼓勵去做自己，因為他父母只希望他能夠當醫生，但是後來他卻成功地專注在他的熱情，找到他的天職，最後獲得成功。 演講結束，一位美國母親走過來謝謝他，說他基本上就是在描述她兒子的現況，非常會畫畫，但是跟其他人很不一樣，這位媽媽說，她一回到家，就想要立刻給她兒子一個擁抱，為沒有給予他的天賦足夠支持，為之前害怕他跟別人不同而道歉。和人家不同是件好事，為什麼她之前那麼害怕？ 家長能夠給他們孩子最好的禮物就是自由和鼓勵他們依照自己的天賦和熱情，活出自己的人生，而不是陷在父母自己的恐懼和未實現的夢想。 幾個月後，他在台灣有一場一模一樣的演講。 演講結束後，一位大約念中學的年輕人跑過來跟他握手，謝謝他，因為他剛剛完全說中了他的現況以及困境，很高興有人給了他媽媽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式。站在他後面的是他的母親，有禮貌但是很安靜。演講者和年輕人交換了email，以便未來能夠繼續交流。 幾天後，在他回去美國的家中後，他看到了一封email，來自那位高中男生： 「請幫幫我，我該怎麼辦？在你的演講後，我媽媽安靜了三天，對於我想要繼續在畫畫和藝術上努力比較沒有負面的意見，對於我想要申請藝術學院也比較沒有什麼反對意見。我想，終於，她開始改變，在經過多年反抗和跟她爭論後，你的演講告訴她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方式也是可能的，未來一樣能夠有成功的生涯和人生。 但昨天早上在我去上學後，我在我的包包中看到一張她留給我的紙條，很短： 『這世界上只有一個林書豪、李安和周杰倫，太不可能了。你應該還是努力唸書，拿好成績，選擇跟其他人一樣的比較安全的路。我們不應該太不一樣。』」 在許多方面來說，這個email是在求救，當他覺得他終於可以獲得自由的最後一刻，他又被拉了回來，強迫他放棄他明知道自己擁有的天賦，然後去跟別人一樣。 當他說完這個故事之後，有一個很長的停頓，整個房間都很安靜，想著他剛剛說的話。 為什麼當面對同樣的情況和困境，某些其他文化就能擁抱差異性、獨特性，但我們的文化通常會壓迫或是不鼓勵和別人不同，不鼓勵特別一些，永遠強迫我們的孩子放棄他們的天賦，堅持盡量跟別人一樣？ 當我們下一代該被鼓勵去運用他們競爭優勢時，為什麼我們的社會依然常常反過來強迫我們放掉優勢，去跟周圍其他人走一樣的路？我們為什麼那麼害怕？ 我們今日社會最弔詭的地方是：白天，每個人都在抱怨一個沒效率和不公平的社會，需要急遽的改變，需要不同的思考方式，老舊的規則和過時的政策需要放棄，需要新的領導者，年輕一代要勇敢、要去爭取，去做些新的東西。 但到了晚上，當該讓我們自己小孩成長，做重要決定，追尋自己夢想和熱情，鼓勵用不同方式思考，以便有一天，他們真得能夠被允許做點不一樣的事情，我們最常見的答案卻是什麼？ 你不特別，所以不要去嘗試。我們跟其他國家不同，所以不要太高估自己。你還是應該選擇安全的路，比較少風險的路，跟在你之前世代選擇同樣的路。不要試著不一樣，不要冒險。不要想太多，考好成績，進好學校，在政府或是大公司裡面找到好個工作。 他們是下一個我們期待還有機會能夠在社會中做出改變，做出大家迫切的想要見到的世代，而如果這是我們給下一個想要嘗試新東西的世代最常見的答案，你怎麼會訝異我們現在依然卡住呢？如果在未來五年或十年，我們依然卡在同樣的社會、經濟和教育問題，你會很訝異嗎？ 從這個角度來看，教育改革永遠都不會成功，因為我們最該「改革」的人不是學生或是老師，而是家長和我們社會的思維，因為如果他們不改變，任何一種有意義的改革都是沒用的。 如果我們真的仔細想想，許多社會和「大人」給我們的建議和強迫的指令是完全沒有邏輯和彼此衝突的。 我們需要社會做出改變，但是你最好不要是那個改變。看看國外電影、藝術、運動家有多成功，但是不想妄想要成為他們。我們需要新的領導人，但是你不要肖想成為那個領導人，跟大家不一樣。台灣需要新的思維，但是面對外國最棒的具體例子時，我們多半最常見的答案卻是他們國情跟我們不同，因為他們是其他國家，不是很好的學習例子......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不勝枚舉。 對我們來說，每個被強迫放棄熱情、強迫忽略他們天賦，強迫去考另外一場試，去成為「其他人」的年輕人，對我們社會和國家來說都是一場悲劇，因為一個原本可以造成改變的可能性現在消失了。誰知道每一天在我們社會中有多少年輕人就這樣被打壓過去了？ 作為家長，問問自己：最終，你覺得上面哪個故事中的孩子會比較快樂？美國小孩還是台灣小孩？ 而最後，你覺得誰能夠對社會創造出更多價值？ 同樣一場演講，兩個完全不同的結果。 而一個心態上的改變，會導致下一代有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DS_BOX_5591} ...

每十年固定教改，不受政黨輪替影響 很難想像，如今教育領先全球的芬蘭，早先也曾是傳統的填鴨式教育。...

，將自此淡出教改陣線？...

催生全人實驗學校的前台大教授黃武雄，十二月九日也出版他對教改論述的新書《教室在窗外》。...

面對著是否要公布國中基本學測的組距、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史，是否又要納入世界史的種種教改問題，讓黃榮村常常變成國會質詢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