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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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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這次的服貿爭議,反黑箱者多(當然沒人說自己挺黑箱啦),我看幾種不準的民調,推估反黑箱人馬應有60~70%。反服貿者沒那麼多,我覺得和挺服貿者頂多五五波,反服貿者甚至可能只有20~30%,這代表挺服貿可能過半。 挺服貿的越多越好,我下面的論述就越能成立。 我這篇要談「挺服貿」與「反服貿」的對立,而且以倫理學來切。在各層級的討論中,挺服貿與反服貿有一個關鍵的立場差異:「不怕競爭」與「失去保障」。(先跳過兩岸政治問題不談) 擁服貿者不斷強調不要怕競爭,自由競爭才能創造更美好的未來。反服貿者認為這個協定會讓台灣年輕人現有的弱勢更加強化,以至於陷入更惡化的勞動環境。 我們跳離服貿,進到更大的自貿層級去。 台灣現有具備競爭力的,或說國際競爭力的,有多少呢?這數字其實抓不出來,因為我們無法取得一個適當的計算量表,但我們可以抓個目前離境就業(包括來回大陸的飛人)人數,大約5%(這代表有一百多萬人,就算以就業人口算也有幾十萬人,實際可能不到,先抓多一點)。 有很多這類的優秀人才一直在台灣工作,沒被挖到會趴趴走的公司或部門去,所以把這數字乘三倍,算15%好了。 就假設台灣有15%的人是在「自由貿易的世界中能活得比現在更好的人」。我相信這樣的假設值是很高估的。 剩的85%呢?他們有些在自由貿易的世界中收入或許和現在差不多,有些則會更差。除了經濟外,他們也可能必須面對更多的文化挑戰(比如說外國人湧入。像大家最在意的阿六仔)。他們很可能會過得更不痛快。 自由貿易會讓強者更強,弱者更弱,所以看來會「極化」現有的台灣社會結構。 那這85%,他們要怎麼辦?我們在自由貿易發展之下(不論是對哪國的自貿),對這些人的保障是什麼? 不需保障?他們沒飯吃會暴動的耶,現在啥都還沒發生,立院就打下來了,等到真的沒飯吃時,我看行政院的雙子星會變大型火把,大家可以圍著跳營火舞。 現在政府的態度就是先簽再說,保障以後再慢慢處理。 值得注意的是,挺服貿的人,很多並不是在這精英15%中(就數學上來講,挺服貿就算只有30%,也還有多出來15%吧)。他們只是「以為」自己有競爭力,但因為一直躲在關稅保護傘下,從來沒有面對真正的競爭過。 他們或許天生樂觀、浪漫、有勇氣,但這些人格特質往往會被我們視為與愚蠢同步。他們很多人其實完全沒有競爭力,侈言跨國競爭,卻連國境都沒離開過。 吊詭的是,反服貿的人,很多就是有競爭力的15%。將來不管怎樣,他們也活得下去,只因為覺得其他人很可憐,所以出來大聲疾呼。這就是為什麼總有人問那些鬧事的多是台清交成政的學生。 他們之中大多數根本餓不死好不好,一堆人英文好到明天就可以直接說掰掰出國去混的。他們只是大發善心,卻被當鬧事小孩,厄,一個將來產值可能是你一百倍的鬧事者。 這種「精英vs普通」結構不可能短期改變,也不是透過教育就能讓我們的全球競爭力人才從15%「ㄆ一ㄡ\」一聲變成51%。大學擴張(幾十所變一百六十多所)就是抱持這樣把餅做大的想法,結果咧?結果咧,結果咧,結果咧結果咧?餅還是一樣大。 這牽涉到社會結構的問題。你就算真的生產出一大堆美國top100程度的台灣大學生,你還是有一大堆沒有競爭力的歐巴桑歐哩桑要處理。把他們燒掉嗎? 應該要先設計保障機制才對,但政府卻先設計開放機制。 我不喜歡自由主義者,但仍覺得他們的觀點可以給外人一些啟發。 他們曾提出「最大化最小值原則」,這個原則有很多解釋與運用,但其起心動念是這樣的:人對於未來無知,所以會將部份資源配置在最保守的策略上,也就是買保險。人在制度設計時會把部份資源分配給社會中的弱者,這是因為擔心自己萬一出了什麼事時會淪入社會的最底層,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像是你現在很屌,能賺很多錢,但你也會擔心突然出車禍、半身不遂而淪入社會底層,所以你會在政治與公共資源配置上設計一些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給身心障礙者。 在這些自由主義者的想法裡,人當然會有智愚,但都會有點基本的理性,可以坐下來討論,得到一些近似的結論,而這個「最大化最小值」原則就是所有理性人都會認同的原則。但在現實中,拚命為弱勢著想,且覺得自己可能弱到爆的人,其實多是智者和強者,因為智者和強者會檢討自己,關懷他人。笨的人根本不會買保險或避險,他們覺得自己贏定了。所以才叫笨嘛。 提出這套理論的羅爾斯本人就很聰明,所以他能想出這一大套理論,也認為人人都應該會想買保險,且優先買保險。在這社會上較聰明的人,通常保險買得最多,不論是真的壽險產險,或是一些資源(包括時間)的避險配置。他們不會把雞蛋全塞在一個籃子裡。 但很多批評者也指出,並沒有那麼多人會去「買保險」,買保險不見得是所有理性人的共識。社會上有許多人把資源都配置在冒險事業上,這些人往往被我們看成勇氣有餘,卻不太聰明。 矛盾就產生在這。以為自由競爭必然有利,而把資源都投注在冒險事業者,其實可能是比較弱的,他們才是會被自由市場淘汰掉的人物。 而一直強調保險制度設計,主張強化避險種類與結構者,其自身往往較有競爭力。他們一方面是擔心自己某天失敗淪入底層,另一方面也怕其他失敗者會動亂,影響到自己的權益。付給弱勢者的資源,也算是一種「保護費」、「維穩用途」。 很多官員學者認為反服貿或反自貿者是「弱者」,應該要「提升競爭力」。提升競爭力固然沒錯,但誰強誰弱,其實沒那麼簡單二分。你「覺得」自己有競爭力,不代表你「真的」有競爭力。 真正的強者總覺得自己很弱,也會扶助弱者,而被扶的弱者卻甩開強者的手,大呼:「你拉我幹嘛?性騷擾!!色色!」 台灣,就是這樣一個色色的島。 {DS_BOX_11102} ...

2014.03.24

職場

5月1日,在國立台中一中創校一百周年的校慶日當天,數十名一中生以「蘋果樹公社」之名於校內靜坐,向教育部訴求退回黑箱課綱。而在當下,幾乎無人能料想這樣一場示威運動的餘韻竟然在三個禮拜後於全台爆發,種種「反對黑箱課綱,○○高中站出來」專頁雨後春筍般成立。 前所未有的串聯行動,也迫使教育部一改先前強硬態度,提出「新舊版教科書併行」、「新舊版教科書差異部分,不列入大學入學考試命題」、「即刻依程序啟動課綱檢討」等三點聲明。並且舉辦四場座談會,強調願意溝通。 然而一場看似立意良善的座談會居然以衝撞部長座車為終局,讓人不禁詫異此波運動反抗力量之強大。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尚在苦悶升學歲月的高中生們這樣的氣憤填膺? 種植憤怒的教育部 「原先媒體都聚焦在朝野兩黨或是教師與公民團體,但我覺得這是直接影響到學生權益的事情,為什麼我們不用站出來作一些表態?所以決定百年校慶就在學校中庭辦一場示威,看有沒有辦法連帶影響後續學校投入這場運動。」蘋果樹公社的成員廖崇倫回想當天靜坐的情況,對後續作用也感到吃驚:「當時辦完一兩個禮拜覺得非常失落,因為期中考將近,表示有意願聲援這場運動的學校真的非常有限,即便網路報那麼大,某些報紙把我們吹得非常厲害。直到中和高中跟新竹高中在校內舉行公民論壇,我邊滑手機想說:『哇靠,怎麼會變成這樣?好多高中有人出來聲援。』在中間的醞釀期是很久的。」 課綱微調在學生間引起的龐大憤怒並非憑空出現。早在2012年,便有教授發動搶救歷史教科書的聯署,到了2013年,半路殺出的檢核小組強硬地進行課綱「違」調之後,2014年更有一百多位歷史學者發表反對課綱微調的共同聲明。這波怒火早已流竄於全台各界,如今學生站出來捍衛受教之權利,可說是時勢之必然。 對於他們而言,教育部不單在公聽會的流程上有極大問題,因資訊不公開而被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判決違法後,仍然故我的態度也讓他們感到不可置信。廖崇倫無奈說:「就算今天最高法院神乎其技的判你沒有違法好了,那難道這就是一個教育者展現的格調嗎?就是告訴我們非得死到臨頭、非得被判違法才為你黑箱作業感到羞愧嗎?」 而在內容上,他們也認為這次微調課綱特別強調臺灣、漢人文化跟中國正統王朝的往來,但很多文化和臺灣的交流,甚至是原住民的史觀都忽略了。只懂處處強調大中華文化的課綱,在強調多元文化的社會裡無疑是走回頭路,又怎麼能說服得了身為教育主體的學生呢? 走入運動 蘋果樹公社的劉家愷雖然原先便有關注社會議題,卻也是頭一次耗費這樣大的心力在運動上,家住南投的他每每在討論後,回到家時已是夜闌人靜了,而廖崇倫亦是如此。 而廖崇倫的父母雖然對許多議題都抱持和他相同的看法,卻不贊成自己的兒子參與太深;「說你都在弄這些,沒在念書啊。我在今年本來要參加一場工業區的記者會,也是一直開會,段考都沒在念。我說我在救我家鄉啊!然後他就說你讀好書有更多力氣救你家鄉。」廖崇倫說。 但是,在運動的過程中,難道就沒有碰過不同意見的人嗎?劉家愷笑嘻嘻說:「如果你不認同我,也很好啊!大家就來討論。像我為什麼期望有柔性課綱和多元史觀,就是因為期待看到意見不同那種衝突,在這過程中才會發現自己想法是什麼,才會有新的東西出來。把大家都限制在一致的框架下,跟課綱單一史觀一樣,就是一種洗腦。」 而這樣的思維也影響了中區反黑箱課綱學生聯盟的組織結構,他們嘗試在運動中消弭階級與決策圈,用一個互助式的平台,以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方式運作:「這種互助會的模式,不是好像中央組織要地方組織配合什麼行動,好像我蘋果樹公社第一個出來指揮你某某學校辦個活動,我覺得這樣的模式非常不合理,所以我們提出能力分工,不要某某學校就擔任哪個職位。可能行政、公關、文書單子開出來,自己填表格。這是有階級,但是建構在這塊領域我認同你能力,大家尊重你,而不是某些人就是特權、決策者。」 運動中的盼望 這樣的運作模式讓人看見學生嘗試著將對課綱的思辨轉化為行動的意念,近距離面對社會議題讓學生有了許多不同以往的體會。在蘋果樹公社初次示威結束,尚未全島引爆時,中研院研究員楊翠華女士曾寄來一箱書給廖崇倫,是《楊克煌傳》和《謝雪紅傳》,讓他非常感動。 而在教育部舉辦座談會的當天,他更看到許多不知道名字的同學奮力阻攔教育部長的座車:「他們不是平常議題的參與者,但也跟著我們一起衝撞,真的是很想哭啊。我們剛開始都以為會關注公共議題就是這些人,因為每次出來就我們幾個,但實際上我們看到很多隱形的衝組,他們平常可能覺得這議題很陌生或有其他原因,但事情發生時他們願意站出來。」 而劉家愷也在辦講座、串聯等等過程中得到了許多收穫:「真的很神奇,很多教授給我他的聯絡方式,而且都非常熱情。過程中我不只是策畫者,也是聽眾,聽到歷史可以朝怎樣的方向發展。」 他們在運動的過程中,慢慢發現,除了原本的程序問題和單一史觀外,課綱的議題其實可以更深更廣:「像是瑞士,或有些歐陸國家都採用柔性課綱,只會針對某個特定主題,例如說十九世紀器物史,他不會規範你特定史觀,而是老師自由發揮學生自由學習。而且像德國會有很多反思性的問題,像是為什麼我們會產生納粹?或雅典民主是現在的榜樣嗎?他用大量的問號,開放性的討論方式在課堂上展現,而不是像台灣這樣教授特定知識。教育部為了自己好應該用這種課綱,也是一個比較進步的教育。」 他們認為台灣的歷史教育必須建立在這個問號之下,但這問號卻始終缺席。反對黑箱課綱的運動背後,其實不單單只有對於「程序」與「非專業」的不滿,更包含著他們對於「理想的教育該是如何?」的期待。 然而,王曉波與吳思華等人動輒高呼「合憲」或替反對微調的歷史學者們扣上「政治力介入」等帽子,何曾在乎過學生的想法呢?教育部的聲明永遠看起來這樣的富有溝通誠意,但卻突襲似的在前一天無限延期了接下來的三場座談會,難道真要將學生對教育部那一丁點殘存的信任都剝奪掉嗎? 如斯傲慢 談起第一場座談會,他們的語氣至今還是飽含著不可置信:「如大家所見,他不斷閃躲問題,叫事務官幫他背黑鍋,我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他明明知道事務官沒有決策權還一直叫他當代罪羔羊,大家可能罵的是署長、國教院主任,事實上決策權在部長,是部長閃避了我們的問題,是部長迴避了我們的訴求。所以會有一些比較激烈的場面,是他自己要警惕,因為我們無路可走,等於是教育部一步步把我們逼上街頭。」 那天,中一中的學生在第一現場得不到教育部的回覆,而黑頭座車緩緩駛離,像是傲慢的浮華惡獸。 或許,是座談會上教育部官員們的蠻橫與無誠意突然間與眼前映像疊合起來。 或許,那景象太魔幻,像是嘲笑著撕咬著內心。 於是五個、十個…更多學生們站到了教育部長的座車前,開始試圖擋下這輛車,擋下那可能是年輕的一生中首次感受到的,清晰可見的巨大惡意。 「因為我們無路可走,等於是教育部一步步把我們逼上街頭。」 那天兩位同學說話的語氣依然清晰,而這樣熾熱的話語從來無法傳入部長的耳中。只要當教育部仍然試圖操作學生的憤怒為政治介入、只要他們仍然掩起耳來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這個只知「思華」而無意溝通的教育部,就會繼續愧對教育之名。 {DS_BOX_13510} ...

201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