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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祺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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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當世界迎來AI嬰兒潮,雖然先爆發的是AI代理人,宛如我們複製人的AI分身會較晚落地,但在台灣,早已經有許多先行者,開始探索這片未知的領域。 {DS_BOX_38930} 二○二四年年底,在台北松山菸廠一場科科科技(KKCompany)的活動中,懶人包始祖品牌「圖文不符」共同創辦人、YouTuber張志祺,在螢幕中以一口道地的英文,向觀眾自我介紹,就如同他在每支YouTube影片裡做的事情一樣。 但,這其實不是真人,而是數位分身。 同樣情景,也發生在另外一位來賓身上。電視製作人王偉忠在遠端連線,以一口流利的日文,回應主持人提問,就好似一場平常的線上訪談,直到主持人突然表示,「這是偉忠哥的數位分身。」引起現場譁然。 原來不是王偉忠跑去學日文,而是AI學習他的聲線、語調後,代替他用日文受訪。 事實上,近年隨著AI與影像等技術發達,製作自己的數位分身,已在國際逐漸興起。LinkedIn聯合創辦人霍夫曼(Reid Hoffman)、輝達執行長黃仁勳,都做過自己的數位分身。 一次詐騙加強他動機從追求一模一樣到想有「互補的自己」 每個人製作分身的理由不盡相同,比如霍夫曼,他單純好奇,如果自己能跟自己辯論,究竟會發生什麼事?甚至,誰會吵贏? 對張志祺而言,他則是要在事業上做出一個「互補的自己」。 他認為自己經營的是一家設計公司,而設計的目的是傳達資訊。那麼,數位分身有文、有圖、有影像、有聲音,具備人類在敘事上最基礎的幾項能力,所以公司一定要掌握這項技術。 不過,嘗試過程中,發生了一件事,讓他更加堅定要做出數位分身。 在企業經營者的身分之外,張志祺也是一位擁有一百五十四萬訂閱者的YouTuber,這讓他成為詐騙集團的目標。 當時,詐騙集團在TikTok上的假帳號,運用如Line假投資訊息的手法,將「假張志祺」語音傳給有加帳號的觀眾,而張志祺的朋友就是其中之一。但,即使朋友立刻識破,依舊難辨識真偽。 張志祺聽聞此事,一陣後怕,並也了解到,像他這種文字、聲音和影像遍布網路的名人,別人想模擬他的分身,門檻其實不高,若想防範此事再度發生,自己必須先懂得怎麼做數位分身。 AI製作限制讓他轉念:他應學我不會的事、走我走不到的路 但當時,他一心想製作一個跟自己一模一樣的分身。然而,靠自己製作的過程並不順利,例如中文總是有一種口音,聽起來假假的,諸多瑕疵,讓他感覺難以商用,嘗試六個月無果,只能放棄。 有趣的是,當張志祺跟友人、科科科技創新產品中心副總經理彭弘達分享這件事時,彭弘達正巧在進行聲音銀行、幫人建立「聲音分身」的專案,便邀張志祺再次嘗試製作分身。 這次製作非常順利,最大的挑戰只是張志祺身型、外貌常有變化,彭弘達笑說,「每次錄製,他又更瘦、更帥了,」所以得再花額外時間重新錄製和調整。而最終成果,也幾乎跟本人難分差異,即使是幫他錄製節目,也不會被觀眾識破。 但,張志祺卻有新的體悟,他不想再讓數位分身跟自己一模一樣了,「我要它跟我不一樣。」 張志祺解釋,數位分身的英文是Digital Twin,Twin就是雙胞胎,但哪有雙胞胎是真的一模一樣的呢? 他一開始想做一模一樣的自己,目標就錯了,所以才會糾結口音、微表情的差異,但若是讓分身學會自己不會的事情,比如說英文呢?那就不會有「不像」的問題,甚而,「它還能走到我走不到的地方。」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張志祺的影音事業。 例如近年來流行的Reels和Shorts這類短影音,需要大量的產出,但重複性高,若有分身,就能讓他本人最珍貴的時間投入趨近於零,想做多少短影音,就做多少短影音。 分身擴展英語受眾、放大百倍市場對「另個自己」仍保守:我在意選擇權 同時,作品也不再局限於台灣。由於短影音的目標客群要很精準,語言一直是台灣創作者擴大粉絲數的最大限制。但若張志祺能講英文,只要再貼上各種字幕,他就能跨出台灣的藩籬,進軍世界,讓訂閱數更上一層樓。 「我有在思考大量採用的可能,而且已經開始測試,」張志祺直白表示,數位分身的好處太多,比如影音創作者經常因為念錯一、兩句話,就得整段重新錄製,許多時候是後期剪輯才發現,還得再擠出時間補錄,更慘的是,萬一人不在台灣,想補救也沒辦法。 但,當名人、創作者,大量用自己的數位分身「代勞」拍攝影片,廣告主、粉絲依然會埋單嗎?稀缺性不會消失嗎? 彭弘達表示,科科科技經常跟藝人、歌手打交道,他觀察,對廣告主而言,只要主要觸及、銷售等數字沒掉,大部分人應該不在乎是不是本人。 不過,目前數位分身也不是適用於每一類影音創作者。 現在的數位分身,聲調、語氣和表情,可以模仿到位,但若肢體語言太劇烈,或表情太誇張,依舊難以模仿。所以,目前只適合張志祺這類,一個人端正的坐著敘事,且觀眾更多是被內容、而不一定是被人所吸引。這也是張志祺認為,粉絲可能不會介意,他是不是本人的原因。 話又說回來,雖然張志祺今年就可能開始用數位分身錄製節目,但對於要不要有一個不只皮囊,就連思考方式,也都跟自己一模一樣,甚至能代替自己上班的「雙胞胎」,他卻非常保守。 「我人生最大的追求之一,就是能無止境的成長。」張志祺解釋,所以他才會在經營公司之餘,跨入YouTube,也才會接觸到數位分身,所以對於一些重複性的工作,他樂於用分身代替自己,但只要行動有學習性,他依舊會傾向自己來。 「我在意的是選擇權,」張志祺總結,今天他做一件事,能不能讓他有所學習,並讓未來的選擇更多,這才是他的行為依據。若什麼事都讓AI分身代勞,在他的想像中,未來只會越發局限。 張志祺用漫畫《遊戲王》比喻,男主角武藤遊戲因為一個寶物,而有了一個比自己更帥、更高、更會玩遊戲的分身,但武藤有因此什麼都靠對方嗎?沒有,他們互相砥礪,持續讓彼此成長,「分身的存在,不是為了互相替代,而是互相幫助。」 ...

2025.01.16

焦點

當你的「人生目標=工作目標=一連串數字」,而這些數字,又被社群媒體的演算法調整所影響,再努力都未必成功,一個人該如何判斷自己的價值? 這,不僅是將知名YouTuber阿滴推向憂鬱症的關鍵,也是不少現代人的共同困境。當三者畫上等號,只要數字一變化,人生就失去意義,這種無力感,將人推入憂鬱深淵。 {DS_BOX_31050} 「微笑突然變得很困難⋯⋯」腦中不斷重播痛苦、挫敗的負面記憶 阿滴接受商周深度專訪,還原「人生=工作=數字」引發憂鬱的始末。當天外飛來的疫情衝擊工作與事業,許多人陷入無力感,身兼網紅、內容創作者與新創公司老闆的他,如何解開三位一體的枷鎖,格外有參考意義。 故事,要從去年九月二十日,一場位於台南的演講開始。 那場活動主題,是身為YouTuber的甘苦談。對阿滴而言,這幾乎是信手捻來就能發揮的熟悉題材,但講著講著,他突然感覺不太對了——先是頭腦思考速度越來越慢,難以拼湊出完整的句子,緊接著,他開始喘不過氣,兩手無法控制的微微顫抖,恐慌感也持續放大。 硬撐著講完預定內容後,他下了台。迎接他的,是上百名想排隊合照的國高中生聽眾,他也試著盡力配合:「但我拍了幾張就發現,怎麼好像笑不出來?微笑突然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到最後,我感覺就是落荒而逃,只想趕快離開。」 上了高鐵,他抖著手打電話給滴妹,只說了一句「我好像真的不太對勁⋯⋯」便開始哽咽。其實,這早不是第一次,大約去年七月開始,他偶爾就會在拍攝結束後、計程車上或深夜時分,沒有原因的在滴妹面前落淚,但他始終控制得很好,從未在工作中失態。這次無預警爆發,才真正嚇壞了這對向來形象陽光、開朗的兄妹。 「當天回到工作室,我還是抱著妹妹一直哭、一直講。但我印象很深,這是第一次,妹妹也同時在我面前哭了,因為她發現我真的生病了。」阿滴坦言。 滴妹當時看見的阿滴,究竟是什麼模樣?滴妹回憶,「他好像變成不認識的另一個人,」一邊顫抖,一邊喃喃重複著同樣的句子——為什麼大家要誤會我?為什麼我會當YouTuber,把自己搞成這個樣子?他的腦中彷彿有一個漏斗,篩去所有正面的記憶,只剩下創業至今所有後悔、痛苦、挫折的決定,不斷被放大和重播。 「我那時候的感覺是:我好像剩下自己一個人了,」她說,即便已事隔近一年,她仍忍不住紅了眼眶,「我很害怕,只要他能夠好起來,我什麼都可以做,但我什麼都做不了。哥哥就像我們家的燈塔,突然,那個燈塔不亮了、壞掉了⋯⋯。」 乍看之下,阿滴的人生可謂一帆風順。 他二○一五年發表首支影片,與滴妹創立「阿滴英文」,一七年即成為第一個突破百萬訂閱的知識型YouTube頻道,一九年再突破兩百萬訂閱。他不僅工作拚命,更因為熱心助人,經常協助後進拍片,被同業暱稱為「YouTuber地下理事長」,人緣極好。三十歲出頭就有如此成就,吸引無數羨慕眼光。 身兼家人與事業夥伴的滴妹(右),是阿滴身處低谷時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攝影者:楊文財 「做了自認正確的事,卻引來辱罵」對認知與事業焦慮,他開始自我否定 但其實,在前述台南演講前,他去年九月中就看了精神科。醫生建議他服用抗憂鬱藥物時,卻被他斷然拒絕:「可能是不想承認自己生病吧,我跟醫生說,我只想解決睡不好的問題,給我更強效的安眠藥就好。」 這場大爆發,才讓他真正有了病識感,開始遵循醫囑。最難熬的那段日子,他每天關在家裡,一邊抵抗腦中各種負面念頭,一邊想著「為什麼是我?」「我做了什麼?」慢慢的,才一步步釐清自己心靈崩塌的主因。 第一個原因,是認知失調。「我做了自己相信正確的事,卻引來非常多負面聲浪,還多了很多非常討厭我的人,」他坦言。 這件事,就是去年四月為了反擊WHO秘書長譚德塞,他與聶永真等幾位名人發起募資,在《紐約時報》刊登的「Taiwan Can Help」廣告。 就成績單來看,這則廣告及後續合作的幾隻國際網紅影片,總觀看人數超過一億次,似乎大受好評;然而另一面,卻也引來政治光譜不同的一大群網友集結,把他當標靶大肆嘲諷、辱罵、洗版,在直播時酸言酸語,更是家常便飯。 個性溫和、從小幾乎從不與人交惡的他,開始感到壓力。曾有一陣子,他不斷嘗試和痛罵他的網友理性說明,卻發現徒勞無功,因為討厭他的那群人,根本沒有想要他的解釋。 第二個原因,是對事業的焦慮。阿滴說得坦白:「我看到了一個往下的山坡,卻還找不到第二座山頭。」 這個想法,是從兩百萬訂閱後悄悄開始的。原來,YouTube向來以娛樂型頻道為主流,身為知識型頻道遙遙領先的第一名,沒有前人可參考,也讓他對轉型更焦慮。 他辦英文教學雜誌、率先做付費內容訂閱、投資補習班、另創性質輕鬆的子頻道「阿滴日常」⋯⋯,花了一年多時間,試盡各種方法後,他心裡有數:自己本業的最高峰,大概就是現在了。 「所以,我很急著找下一座高峰,但目前還沒有找到,不夠好的嘗試也必須收掉,」他坦言。例如難以獲利的英文教學雜誌,就在迎接六週年時畫上句點;又例如他從一九年起,就曾先後參與至少六項投資計畫,每一項都親力親為,但還沒有任何一項,如他的本業一樣成功。 「兩百萬訂閱,再加上把網友們的負面評論內化,讓我出現了冒牌者症狀(Imposter Syndrome)。我會開始對自己說:你憑什麼?你哪有這麼好?你只是因為運氣!剪片的時候看到自己,會覺得噁心;休息的時候,會想著你現在沒有在賺錢,你就是毫無價值⋯⋯」說到這裡,他不禁露出苦笑。 當時的他,就像玩遊戲被盜了帳號,外表是同一個人,內在卻換了一個芯,對自己只有否定與質疑。而且說出的話,一句比一句殘酷。 然而上述影響,都遠不及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演算法所造就的一連串數字,竟促使他從個人、工作到人生的自信與成就感,逐漸瓦解。 「我一直都是人生目標=工作目標的那種人,」阿滴解釋,自己長年以來的人生目標,就是工作賺錢後買一間房子給爸媽,買一間給妹妹,再買一間給自己。 而眾所週知,YouTuber的工作績效,正是由瀏覽數、按讚數、分享數等數字組合而成。 「成就感都建立在不穩定的來源」被數字掌控人生,壓力劇增最終爆炸 過去,他的影片動輒超過五十萬人次觀看,但隨著YouTube、FB等社群媒體不斷調整演算法,刻意壓抑大型頻道、推薦中型頻道,漸漸的,他的影片觀看數,近年下降至二十萬到十萬之間,形同直接砍半。 「這些數字,讓我的自我價值變得很低,因為我所有的成就感,都建立在(觀看數)這些不穩定的來源上面,」他回憶。 不甘心認輸,他加倍力氣構思主題、拉高製作規格、找朋友合作拍片,但種種努力卻導向另一個結果——用一百分心力製作的內容,未必能得到一百分的回報;偶爾隨便拍拍的影片,反而因演算法突然推薦而暴紅。 沒有原則可循的成功,等同於命運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令他更加無所適從:「就像在賭博,你拉那個吃角子老虎的機器,拉下去都是同樣力道,出來結果卻是Random(隨機的),只能交給命運的感覺。」 更雪上加霜的是,這些數字績效都是完全公開。一般上班族的KPI,只有你和直屬主管知道,社群媒體上的成績單,卻是直接攤開在所有人面前,過氣、老哏、變不出新把戲⋯⋯網友們敲敲鍵盤,隨意留下的一句評語,都導致他的壓力和挫敗感不斷累積,最後無處可去,只能爆炸。 「到最後,我整個人就是破掉了,」阿滴說。最黑暗的那段日子,他經常陷入一些極端負面的想像,例如自己萬一沒辦法工作了,公司會不會破產?會不會發不出員工薪水?讓這麼多人失望該怎麼辦? 「到最後,我就直接殺去他家,攤開事實給他看!」YouTuber好友、圖文不符聯合創辦人張志祺說。他透露,自己同為公司經營者,知道空泛的安慰一點用都沒有,乾脆直接帶著財務試算軟體上門,陪阿滴一起精細計算出公司存款、手上案件、營運成本、現金流狀況等,最終得出「按照這張表走,你就不可能破產」的結論。臨走前,他還不忘將報表留下,只要阿滴一陷入恐慌,就能藉由反覆閱讀來安心。 滴妹也坦言,要YouTuber放下對觀看人次的在意,是長時間的修煉:「我也還在練習。但受到哥哥影響,我會告訴自己:把自己過好,比那些數字更重要。」 經歷長達一年的努力,現在,阿滴靠著定期服藥、親友陪伴、閱讀相關書籍、建立生活中可量化的成就感等,慢慢找到了與憂鬱症和平共處的方法。 爬山則是「可量化的成就感」,一次次進步有助於建立信心。來源:阿滴提供 過去的他,事事都想追求完美,如今開始下修目標、重新定義何謂「重要的人事物」、接受有人無論如何就是討厭你。他也開始練習,在上傳影片時,比起捉摸不定的數字,更專注在能為觀眾帶來哪些正面效益,例如這次鼓起勇氣、考慮各種可能的負面後果後,終於發布的作品「在憂鬱症中掙扎了一年,我學到的事」,就是代表案例。 「去年,我覺得憂鬱症是玩遊戲被盜帳號,現在我的想法變了。我玩的還是同一款人生遊戲,只是從『正常模式』被調成了『困難模式』,」他笑得釋然。 什麼叫真正的成功?對現在的阿滴而言,繼續對人生保有熱情,就已經足夠。 ...

2021.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