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談

國泰世華銀行董事長郭明鑑與摩根士丹利投資管理多元股票團隊聯席主管Christopher Dyer則就私募市場及私人信貸的發展展開對談...

台積電前主管、長江存儲前副總裁薛宗智》「中國做三年，等於台灣15年」很難不心動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我搞不好還是在大陸，反正都被當成叛將，就好好「叛」一下吧，反正我回來，業界也不要我，我在中國是副總（裁），有司機、有秘書、住飯店、出國搭商務艙，很受人尊重，不像回台灣，被人戴著有色眼鏡看。 他從台積部門主管當上長江存儲副總裁「大陸給錢不囉唆」挖走上百人才 二○一六年我離開台積電後，是高啟全（華亞科前董事長）叫我去中國看一下，我本來已經帶著全家移民溫哥華，結果，他叫紫光的HR（人資）聯絡我、報薪水給我，我一看就說「來談一下吧！」 大陸人給錢不跟你囉唆，當時他們就是給我一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三千三百萬元）年薪，跟我之前在台積電的薪水相比，基本上，就是新台幣換人民幣的概念，去中國做三年，等於在台灣做十五年，why not（為什麼不）？就決定去拚一票！ 我還記得，趙偉國（時任紫光董事長）第一次跟我談的時候說，「薛先生，我們國家準備了八百八十億美元要發展半導體，你覺得夠不夠？」那是二○一六年，當年台積資本支出不到兩百億美元，他們一口氣就準備八百八十億美元。 所以當年華亞科去了一大票人，三、四百個去了長江存儲，另外三、四百個去了合肥長鑫。 那個時間點，我回來台積找人簡直是易如反掌，因為我原本在台積，只是一個部門主管，但是去了紫光，卻做到副總裁，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當年連蔣尚義（台積電前共同營運長）都過去了，欸，你要請得起蔣爸，要拿多少錢請得動他？當年我前前後後，直接、間接挖了一百多個台積電的人過去。 我那時候（挖人）的說法是，「兄弟你幾歲？四十五歲，好，我再給你十五年，等你到了六十歲，你會變成台積的副總嗎？」我們都待過台積電，心裡都知道，最好的職務大概就是處長吧。 「那你告訴我，你認為這段時間可以再賺多少？你為什麼不過去大陸賺個三年，然後結束所有的事情，接下來享受你剩下十二年的人生？」 當年，我跟高啟全在紫光還幹了一場仗，那場仗要是成，中國半導體就不會是現在這個發展。 你還記得，原本紫光要花二百三十億美元購併美光嗎？當時美光的老闆，看到我們一直說，「謝謝！謝謝你來救我！」他們那時候被三星打得很慘，結果中國冒出一個土財主，一口氣要給二百三十億（美元），高興（得）都快死了。 後來我離開紫光，是因為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跟趙偉國翻桌，當時因為一個購併案，我估大概（人民幣）七億，結果老趙匯了（人民幣）十九億出去，這不是第一次了，我就跟他說，「你這樣遲早會被抓去關，我不要被你拖進去，我不幹了！」 第二件事情，是台積電告我競業禁止，其實就是要逼我回來，因為我那時候去大陸，算是從台積電過去到對岸職務最高的，指標性太大。 但，當年蔣爸比我更早去中芯（中國最大晶圓代工廠），台積電有去告蔣爸嗎？沒有啊，因為那個時候雙方已經有默契了，畢竟大陸這個市場太大了。 說穿了，那時候台積電對韓國的敵意，遠遠高於對中國的敵意，當時他們認為，「你去中國可以，但去韓國不行！」因為中國的晶圓代工業跟台灣差距太大，而且在那個年代，包括台積也是很擁抱中國，像華為底下的海思還（曾）是台積前三大客戶，所以我去紫光報到，還有通知台積電。 事過境遷，你現在問我，政府該不該抄陸資？我會建議就大膽的幹，因為台灣不可能中美兩邊都討好，你到底要選美國、還是中國？像我待過中國就知道，中國人只是用你，但永遠不會相信你，他們認為你是台灣人，而台灣有一半的人親美，但美國又會認為，台灣有一半的人親中，我們卡在中間，必須做出選擇。 調查局副局長孫承一》「去陸企工作是自由，但如果有違法我們就抓」 每次，有國外的司法參訪團來台灣，第一個都會問我們地緣政治的議題，第二個就是高科技，他們很關心我們台灣的高科技有沒有可能被大陸拿走？像我接待過美國各州的檢察長，他們跟我們談的，也是台灣如何保護高科技技術，另外像日本也很在意。 當高科技已是國家安全的一環，孫承一說，維護國安，就是調查局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攝影者：楊文財 一旦發生技術竊取，各國都會很願意協助，跟我們啟動執法合作，尤其像美國、日本、韓國，台灣在國際上的友盟非常的多。 政府強力圍堵中資與洩密行為「梁孟松事件如發生在這時死定了」 以現況而言，台積電對於我們國家的重要性，幾乎是全民共識。 台積電的員工，除了在公司工作是一個榮譽之外，他們對台灣經濟貢獻也很重要，台積電所有的員工應該建立一個共識，就是如何確保台積電相關的營業秘密技術，絕對不能夠外流出去。 任何一個台積電的員工，都應該要有牽一髮動全身的那種想法：我雖然是其中的一根頭髮，可是我就是台積電一分子。 就業市場是一個自由的市場，如果有人選擇要去陸企也沒有辦法，只是，我們不允許陸企大剌剌在台灣設立公司來招募人才，那是違法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已經告訴你，大陸公司來台灣投資是要經過特許的，不是隨便讓你來就來，裡面也有明訂，在高科技或是半導體領域，陸企是不可以在台灣投資設廠、或招募研發人才。 除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現在我們還可以用《營業秘密法》十三之二條（將營業秘密洩漏到國外）、《國安法》第三條去辦，因為現在（後者）國家核心技術範圍是有公告的，《國安法》第三條的徒刑是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這是重罪，是可以收押的。 所以梁孟松的事情（指梁曾攜台積電技術助三星突破製程瓶頸），如果發生在這個時候，死定了！ 我們的那條線，就是有沒有違法？如果你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營業秘密法》、《國安法》，有違法，我們就抓。 小米案被告律師、前檢察官莊正》「踩紅線界定的難度很高，但現在檢調從嚴看待」 這些年，台灣檢調花了很多人力跟物力，常常一次就是兵分二十幾路，然後十幾、二十幾家公司一起被搜索，弄得風聲鶴唳，很多科技公司都在重新檢視他們跟大陸公司之間的業務合作，是不是會踩到紅線？ 檢調擴大規模偵辦、累積案例讓界線越來越清晰 實務上，台灣公司幫大陸公司代工的時候，往往中間不會很截然劃分一條線，商業有商業的考量，沒辦法時時刻刻有一個很清晰的界線，因此一些ODM（代工設計）或JDM（共同設計）合約，就有掉入紅線的可能性。 檢察官出身的莊正，坦言近年做法律諮詢、委由他打官司的台灣科技公司，比過往來得多。攝影者：駱裕隆 其實，這種業務活動是否違法，非常難界定，但現在，檢調有上面政策的壓力，所以他們會從嚴看待，就變成很多科技業者「中招」，造成很多公司被起訴或搜索，像IC設計公司，最容易產生問題。 以前，界線沒有那麼清楚，但這幾年，因為檢調每年至少兩次的大規模偵辦（違法陸資攬才），會讓這個界線越來越清楚，因為它會累積一定的案例。 企業須時刻檢視「自主性」合作廠商前先觀察股東結構、資金來源 未來，企業要時時檢視自己的「自主性」，有時候，儘管一家公司是用台灣的人才，但是它接受大陸公司的指令、接受對方的資金，就會被認為，這些業務應該是大陸的需求、不是台灣公司的需求，你就是幫大陸公司做事。 台灣企業跟任何廠商合作，一定要先檢視一下對方的股東結構，是不是跟中國公司有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要再去追查一下，對方背後的資金來源。 只是，原本台灣公司跟大陸公司，是一個互補關係，未來如果這種關係不存在，我們可能被迫採購更高價格的零件，這時候它的利潤可能就會被壓縮，可能也要思考，這樣對企業的發展是不是好事？ 我認為必須區別產業，台灣全球第一的公司很多，像台積電，但，我們也不是每個產業都那麼厲害，台灣企業還是需要其他國家的企業相互合作，而不是一概的說，只要跟大陸企業合作，政府這條紅線就畫下去。 第一線檢察官們告白》「如果基礎被掏空，台灣科技、競爭力無法往上」 早期，我們查緝陸資的時候，真的還滿容易的，因為當時陸資都大刺刺，直接在自己網站上說我是陸資，像台元（科技園區）就是一個聚集地，以前那裡隨便都是陸資，我曾經去那裡搜索一家陸資，對方還說，「樓上那家也是陸資，為什麼要找我？」那時候常常會覺得，怎麼這次搜索跟上次都是在同一棟。 這一群新竹地檢署檢察官，隸屬該署國安營業秘密專組，近年不斷跟在台灣的中企「纏鬥」，試圖撲滅猶如野火燒不盡的中資挖角行動。攝影者：陳宗怡 現在，陸資在台灣，就是一直變形、一直進化，像我們就遇過在搜索現場，直接搜到一本律師教戰手冊，律師就教那個陸資的台灣人頭，「檢察官問你就說：我們就只是提供陸資一項技術服務，不是對方的team（團隊）。」 「陸資在台灣一直變形、進化」搜索現場甚至找到律師教戰手冊 還有一家陸資，因為台灣員工需要勞健保，它沒有辦法提供，所以就找了一個台灣的人力仲介公司合作，再把自己員工轉移到這家台灣公司下面，然後說那家公司只是一家人力派遣公司，跟它沒關係。 後來執行那個案子的時候，我們是連那家人力公司一起列為共犯，因為他們也知道那間大陸公司沒辦法在台灣合法成立公司，所以配合他們一起合作。 其實，我們抄過第一次的陸企，很多都會再重啟第二次、第三次。像合肥聯銳，公司就設在我們地檢署後面，他們三年前被（檢調）抄掉，三年後又重起爐灶，我們問負責人為何再犯？他說：「沒辦法啊，我們的客戶關係不能斷。」 問題還是在於，觸法的代價太低了，他們只要繳個三十萬、拿到緩刑，就繼續重操舊業，連辦公室都不用換，把公司換個名字就好，反正你再抓，我就再繳三十萬，很多律師也知道法律的極限，也會跟他們建議，「就換個殼吧。」 再來，那些違法公司被我們起訴後，公司登記也還在，經濟部不會做註銷，有時候我會覺得，主管機關應該也要配合，不然我們抄了這麼多公司、動用那麼多資源，但行政機關卻連註銷公司登記、或是做行政裁罰都沒有。 再來，我們也觀察到，在陸企工作的人，大多都知道自己公司是陸資，但他們不會去深究有什麼問題、也覺得跳槽沒有什麼，所以就在那裡繼續工作。 許多科技公司的員工，也不太知道自己konw-how（知識技能）的價值，或是跟國安的關係，他們就是單純的工程師，會認為「好，你要檔案，我就給你。」像美光案的被告，他偷了技術，但並沒有換到現金，而是想換一個好升遷的工作，那是價值上百億的技術，如果你知道，怎麼可能只想換到一個工作？ 我們台灣的公司，真的要增加員工的法律意識，公司本身也要有營業秘密政策，你要讓員工知道偷走秘密的後果是什麼，讓他們不要輕易帶走。 我認為，我們查這類案件很有意義，從技術保護的立場來看，如果水平面以上的是專利跟商標，水平面以下就是營業秘密跟人才，如果水面下的基礎被掏空，台灣的科技、產業競爭力就不能一直往上。 這些年查緝，有做到一些嚇阻作用，我有遇過工程師說，他覺得在陸企工作很麻煩，做沒多久，公司就被搜索，又要重新找工作，最近也聽到業界回饋 ，他們說現在的員工比較不像以前，有那麼高意願、對方開出高薪就跳槽去陸企。（本文為綜合五位檢察官的採訪摘要） ...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墨西哥總統薛恩鮑姆（Claudia Sheinbaum）進行對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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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glitz）｜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15:25 【圓桌對談...

這句話雖然沒有錯，但這麼一來，與會者的目的就變成「在預定時間內結束對談」，因此我們要避免這種說法。...

其實公司不強制也不鼓勵這麼做，但遇上態度如此單刀直入、主張卻諱莫如深的人，我想讓他知道，我既不害怕、更不迴避與之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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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積電加碼投資美國引發熱烈討論，連賢明對此表示，觀察全世界跟川普對談的國家，可以發現「早談比晚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