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伊

，如果還有誰能夠結束俄烏戰爭，那就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軟實力之父」享譽全球的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奈伊...

來源：See-ming Lee 李思明 SML@flickr, CC BY 2.0 數月前，爆料者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長期蒐集美國公民和非公民的大量電子通訊資料，至今，公眾焦點完全集中在他的個人處境。然而，在俄羅斯提供他暫時庇護之前，一個更重要的議題應該是美國公民自由的處境。難道，美國的罪責真如俄羅斯、中國和其他國家所指的偽善嗎？ 回答此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釐清兩個公共辯論中常被混為一談的議題：針對外國個體的電子間諜活動，和針對政府本國公民的國內監控。 美中互駭不相上下 一個竊情資、一個盜智財 早在史諾登爆料前，網路間諜活動早就已經是中、美之間爭執不休的重點，就連六月份的「歐習會」中亦有過討論，兩國政府還同意成立特別工作小組，專門研議這個問題。 美國指控，中國動用前所未見的規模，利用網路間諜活動竊取智慧財產。美國引用的其他公開資料來源中，有一份是網路安全公司曼迪安特（Mandiant）所進行的研究，報告追蹤到，許多這類諜報攻擊來自中國解放軍位於上海的設備。中國則反駁，他們也是數不清的網路入侵活動的受害者，其中有許多其實來自美國。 兩國各有道理。假設，有一名所謂的火星人正在一旁冷眼觀看東亞與北美之間的電子流互動，他可能會注意到，雙向交流穩定頻繁；但如果仔細看看資料封包的內容，他就會發現內容截然不同。 美國的政策並非為了竊取智慧財產，而中國卻似乎正好相反。值此同時，兩國政府持續駭入對方電腦，以竊取傳統的政治及軍事機密。儘管這種做法通常已經違反各國法律，然而，間諜活動並不違反國際法，只不過美國認為，竊取智慧財產違反國際貿易協定的精神與條文內容。 中國不是唯一竊取智慧財產的國家。美國間諜活動被揭露，有不少美國的盟國紛紛公開表示憤慨，但據說也曾對美國做過同樣的事。據美國方面的說法，當它檢查非美國人的郵件時，它找的是與恐怖分子相關的聯繫，並經常將所得訊息和盟友分享。 這麼說來，安全監控可以造福美國和其他國家。畢竟，2001年911恐怖攻擊的陰謀計畫，其中有一部分是一名住德國漢堡的埃及人所策畫。 史諾登爆料引國際譁然 中俄譴責，其實站不住腳 只不過，美國也並非完全無辜。隨著史諾登公布的情報流出，內容顯示美國正在監看歐盟代表們準備貿易協商時的往來通訊。這麼做不僅沒產生什麼共同好處，更是糟透了，歐巴馬得停止這麼做。 先將間諜議題與公民自由混為一談，然後再譴責美國太偽善，就俄羅斯、中國和其他國家而言，戰術上是有用的，只不過，這些指控來自本身法規體系薄弱、網際網路審查嚴格的國家，似乎是有點奇怪。 史諾登披露兩項在美國國內的重大監控計畫。就公民自由而論，檢查非美國來源的可疑資訊內容，這部分的爭議較少；引發激辯的那一項計畫是，美國國家安全局將美國公民電話往來的發話地與受話地區製作地圖存檔，以備日後調查之用（假設已取得法院批准）。美國運用技術能力儲存所謂巨量資料（big data），引發一連串關於侵犯公民隱私的新議題。 為計畫辯護的人士指出，這項做法與當今法律並無二致，也符合美國《憲法》相互制衡的精神，因為立法與司法機關都已經批准。但反對一派卻認為，基於《海外情報監控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在1978年成立的法院，便是為巨量資料來臨前的時代所設計，當前的做法擴大了911恐怖攻擊後所通過的《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相關規定。 反對者呼籲制定新法案。眾議院以217票對205票的極接近票數通過當前法律架構。最有趣的是，兩黨都各有反對聲浪，分別來自保守派茶黨的共和黨員，和自由派的民主黨員。目前已有幾樁改革《海外情報監控法案》法院的待審法案遭到擱置，這項爭議恐將再度浮出檯面。 國安與自由孰輕重？ 美國民意漸走向自由一端 史諾登的爆料激起國內爭辯，顯示美國仍以傳統的混亂方式恪守民主原則。美國權衡「安全」與「自由」兩造議題，但箇中關係遠比乍看上去還要複雜。 當不安全的程度達到最高時，自由也受到最大威脅，因此，權衡得宜的話有時能預防損失擴大。就算是前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這樣偉大的自由鬥士，也曾在美國內戰的極端狀況下暫緩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這類決定並非錯誤或不公不義的作為，但往往得等到後來才會獲得認同，前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拘留日裔美國人就是一例。 在911事件發生後的十年間，民意的鐘擺太過度擺向安全那一端，所幸，未再發生重大的新恐怖攻擊，情況已經漸漸歸正。一項由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ABC News）與《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合作的最新民調顯示，有39％的美國人現在認為，保護隱私比調查恐怖威脅更重要，比起2002年時只有18％高出許多。 諷刺的是，史諾登所揭露的那些計畫似乎真的幫助阻止新一輪大規模恐怖事件發生，例如紐約地鐵的炸彈案。真是如此的話，它們也許已經預防更嚴酷的反恐手段施行，也因此今天人們才能在這兒爭辯。 {DS_BOX_9662} {DS_BOX_10500} ...

十二月中，受邀訪台的「軟實力之父」奈伊（Joseph Nye），接受本刊專訪時評論：他們都是「追求轉型的領袖...

二十年後的世界將如何？顯然沒人知道，但有某些事比其他事更可能發生，企業和政府必須據此加以預測；因為現今所做的某些投資，將持續二十年。 四大趨勢恢復亞洲地位 美國不再凡事說了算 2002年年底，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發表《2030年全球趨勢：另類世界》（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的預測報告，假設屆時世界將轉型，「無論美國、中國或其他大國，沒有一個國家能獨掌霸權。」這反映出「四大趨勢」：個人獲得授權、全球中產階級崛起；國家權力分散至非正式的網路體系及聯盟；由於城市化、移民與老化使然，人口結構產生變化；各地對糧食、飲水與能源需求孔急。 每一道趨勢都會改變這個世界，並且「相當大程度的扭轉西方自1750年代以來的歷史性崛起、恢復亞洲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地位，並以國際層次與國家層次迎接一個『民主化』新時代。」在硬實力與軟實力方面，美國「在分量相當的各國間，仍保有領導地位」，但已不再具備「凡事說了算」的主導權。 只是，光以推斷現今趨勢來預測未來，從來就不可靠；意外情況難以逆料。因此，國家情報委員會還界定所謂的「變數」，也就是將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改變主要幾道趨勢的可能事件。 四個變數影響趨勢預測 新科技可興利，也可積弊 這類不確定因素中，第一個就是全球經濟：波動與失衡將導致崩潰嗎？越是多強鼎立，越有餘裕恢復嗎？還有，政府與機構能不能迅速調整應變？還是將被改變淹沒？ 除此之外，正當各國之間的爭端日益減少，因年輕人口、政治認同及稀有資源所引起的國內衝突，卻持續在中東、南亞和非洲等地區發生。這也將導致另一個潛在的變數議題：區域不穩定的狀態是否能維持掌控，抑或會危及全球安全？ 還有與新科技衝擊相關的一連串問題，它們會加劇爭端？或者是及時發展並廣泛普及，以解決因人口成長、快速都市化及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問題？ 最後一個變數，是美國在未來所擔當的角色。國家情報委員會認為，美國多面向性的實力暗示著，縱然中國最快於2020年在經濟上超越美國，美國仍很可能保住其地位，在2030年時與其他強權並列全球領導角色。 國家情報委員會表示：「過度擴張的美國，面臨需求增加的可能性，遠大於它被全球各地傑出政治領袖取代的風險。」這對世界是福是禍？國家情報委員會認為，在一個「沒有穩定的國際體系和領導強權可以代替美國」的情況下，「美國霸權崩潰或突然抽手，極有可能讓全球陷入長時間的無政府狀態。」 國家情報委員會與全球二十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及官員，討論這份報告的草稿版本，聲稱世界上沒有一個新興國家像納粹德國、帝國日本或蘇聯那樣，以修正主義者觀點看待國際秩序。然而，這些國家與美國的關係撲朔迷離，它們既受惠於美國領導下的世界秩序，卻又常常被美國的傲慢與單方面政策惹毛。 多強鼎立的世界有個好處，亦即美國的主導性會少一點，但比起還有美國當靠山的國際秩序，唯一更糟糕的事就是毫無秩序可言。 美國該如何扮演好協助創造2030年更良善世界的角色，這個問題對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的第二段任期具有重要意義。世界正面臨著氣候變遷、跨國恐怖主義、網路攻擊風險和流行病等一連串跨越國界的挑戰，所有問題都有賴合作才能解決。 單一霸權時代結束 美國須與強大的中國合作 歐巴馬曾在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指出，美國必須將權力視為雙贏而非零和的工具。換句話說，也許已經到了「日益強大的中國對美國（和世界）而言是件好事」的時代了，好比說美國應當很樂見中國加強控制其領先世界的碳排放量。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曾經說，歐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應以結合硬實力與軟實力資源的「智慧力」（smart power）為基礎，而且全球各國應討論的重點是「多重夥伴關係」（multi-partnerships），而非「多強鼎立」（multi-polarity）。同樣的，國家情報委員會的報告建議，美國人必須好好學習如何對他國行使權力，以及與他國合作行使權力。 能確定的是，針對各國軍事關係引發的問題，懂得如何形成聯盟並平衡力量，仍舊非常重要。然而，再好的軍事規畫，對於解決世界新興跨國性問題也無濟於事，這些問題讓成千上百萬人瀕臨危險，程度不亞於傳統軍事威脅。領導這一類議題需要合作、制度，還要創造出令眾人受惠的公共利益。 國家情報委員會報告理所當然的做下結論，2030年世界將變成何等面貌，並沒有既定答案。未來是好是壞，有一部分將決定在當今你、我所採納的政策手上。 {DS_BOX_9526} ...

直到現在，網路安全始終是電腦狂和間諜活動人士首要關切的議題。當初，網際網路創造者隸屬於小而封閉的圈子，對於並非以「安全」為首要顧慮的開放系統感到十分安心；但如今，網路上約有三十億使用者，「開放性」便成了嚴重罩門。事實上，它正危及由網際網路開放給全世界的經濟機會。 加強防禦 防火牆、修復力，挫其銳氣 網路攻擊的形式不一而足，包括單純入侵刺探、塗損網站、阻斷服務、間諜活動和破壞資料。儘管「網路戰」（cyber war）一詞的最佳定義是「網路上任何大於或等於實質侵犯的敵意行動」，但定義卻可正、可反，從武裝衝突到任何為解決問題的協議結果，像是「向貧窮宣戰」（war on poverty），都屬於「戰爭」範圍。 網路戰和網路間諜活動大多與國家有關，而網路犯罪及網路恐怖主義則往往來自非國家組織的行動者。目前，最龐大的支出主要花費在網路間諜活動與網路犯罪，但未來十年，網路戰和網路恐怖主義所帶來的威脅將會遠大於當今的影響程度。 此外，隨著結盟和戰爭手段日益發展，分類也可能漸漸重疊。恐怖分子或許會向犯罪人士買來惡意軟體，而政府也可能發現，它隱身在這兩者背後的好處多多。 有人認為，確認來源有一定的困難，嚇阻手段在網路空間並不管用，但其實，這話說得太早了：來源不夠充分，同樣影響國與國之間的嚇阻手段，但這種做法仍然在進行。即使一項攻擊的證據來源可以成功被偽裝成一樁嫁禍他人的「假攻擊事件」，政府仍可能陷入相對的依賴關係，而使這項重大攻擊變得適得其反。例如中國，就可能從它嚴重破壞美國經濟的攻擊中蒙受損失。反之亦然。 不知名攻擊者還可能被各項網路安全措施嚇阻。如果防火牆夠堅強、備援及復原的性能優異，能做到迅速恢復，都會讓攻擊變得不那麼成功、不那麼有成就感。 訴諸國際公論 公開宣戰，施加牽制壓力 雖然要精準找到一道網路攻擊的最終來源有困難，倒也不是完全束手無策。在「假攻擊事件」無法臻於完美，而攸關攻擊來源的傳聞被廣泛視為可信（儘管未經法律證實）的情況下，攻擊者的名譽受損將會影響軟實力，這種效果就形同嚇阻。 最後，攻擊能力享有盛名，再加上公開聲明不排除各種報復手段的政策，都有助於加強嚇阻。當然，非國家組織的行動者更難嚇阻，因此，在這類案件中，加強諸如先發制人或人為情報網等防禦措施便相形重要。只是，國家之間，即使是核子嚇阻作為，都比衝突事件的表面要更複雜，遑論是網域之間的嚇阻更是錯綜複雜。 建立蒐證共識 跨國合作，最能減少損害 網際網路具有全球流通的特色，需要一定程度的國際合作才能運作，因此，有些人呼籲，應制定出等同於正式限武條約的網路規範，然而，文化差異、驗證困難等現實條件，使得協商、施行難以為繼。在這時刻，國際間應致力發展出一套防止衝突發生的規則。當今，最有希望實現國際合作的領域即是想出罪犯和恐怖分子等第三方帶給各國的問題。 俄羅斯和中國已尋求制定條約，以建立國際之間對網際網路和資訊安全的廣泛監督，所謂資訊安全包括禁止詐欺，並納入在戰事發生時可被啟動的惡意程式碼或電路系統。但美國認為，對攻擊能力加以禁止的限武措施，會削弱面對攻擊時的防禦，也將無法進行驗證或強制執行。 又，從政治價值角度來看，美國拒絕簽署承認獨裁政府審查網際網路合法性的協定， 如《中國防火長城》（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此外，文化差異也導致規範線上內容的廣泛性協議無法達成。 儘管如此，在各國境內的司法管轄區，鑑別網路犯罪等非法行為者，卻是可能行得通的做法。限制所有入侵或許現實上不可能，但可以從與非國家組織相關的網路犯罪和網路恐怖主義著手。在這方面，大國同意合作蒐證和管制以減少傷害，這是利人利己的作為。 跨國網域為國家安全的意義帶來新問題。有些最重要的因應手段非得要國家層級、單方進行，而且鎖定在網路系統的維修、備援及復原能力。然而，很有可能，大國政府不久後就會發現，非國家層級所展開的網路行動者製造出種種不安全事件，解決這方面問題需要各國政府之間緊密合作。 {DS_BOX_9662} {DS_BOX_10500} ...

經濟學家這項職業遇上的危機從沒好過。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曾有著名一問：「經濟學家為何總是無法預見災難？」她的期望或許太超過，但普遍存在的感覺是，很多經濟學家的研究結果證明是「雞同鴨講」，更糟糕的是，很多由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建議，對苦尋辦法減除經濟、金融危機餘波的決策者來說根本無用。 後代子孫會做得比較好嗎？近期於達沃斯（Davos）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中，我參加了幾個饒富趣味的活動，其中一個集體活動是想像2033年《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這本教科書的目錄。參與者爭辯著，現行教科書疏漏許多觀點與主題，而這些觀點與主題在二十年後應該得到更多關注。 二十年後的經濟學 只有邊際性改變？ 舉例來說，游走於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經濟學家認為，以人性弱點來解釋所謂有效市場假設失靈的「行為金融」（behavioral finance）將更受重視；與此同時，經濟歷史學家主張，未來教科書會將長期歷史紀錄中的最新經驗分析納入其中；除了那些以外，這還會讓未來將成為經濟學家的人更嚴肅看待經濟制度演變。 至於發展經濟學家，他們則是表示將會有更多的注意力被聚焦在隨機試驗，以及田野實驗上頭；應用計量經濟學家則指出，「巨量資料」（big data）將日漸重要，而它的可能性將會大大的幫助我們去理解2033年的經濟決策。 但是總的來說，與今日相比，2033年的經濟學只會出現一些邊際性改變，亦即二十年之後的教科書，可能比今年的版本更成熟，將今日經濟學研究的未竟之章完全整合，但在結構或方法上，並不會有根本性差別。 學者太悲觀 漸進不是科學宿命 換句話說，大家的共識是經濟學在未來二十年裡不會發生如1890年代馬歇爾集大成之作，或1930年代凱因斯革命性之作的轉型變革。與這些年代的經濟學相反，今日的經濟學是發展成熟、結構健全的學科。且與其他成熟學科一樣，其進步將是漸進的，而非革命性的。 這個推論幾乎肯定是錯的。這就跟技術學者認為所有重大的突破都已完成是一樣的錯誤。這個觀點不時指出，未來二十年不可能出現蒸汽機或電晶體之類革命性的突破，技術進步是漸進的而非革命性的。的確，在這個層次上進步是很小，結果很可能是生產成長趨緩，乃至「大停滯」。 事實上，技術史一再反駁了這個悲觀的論點。我們無法預言下一個重大革新會是什麼，但人類數百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至少）會發生一場革新。同樣的，我們無法預言下一個經濟分析的革命會如何，但一百多年現代經濟思維堅信，會有那麼一次革命。 所有這些都指向2033年經濟學教科書會與今日大不同，只是我們無法說明不同之處在哪。沒錯，人們大可質疑，二十年後教科書怎麼還會是我們所熟知的內容。在今日，教授經濟學概論時，大多採用著名教授的教科書，教授（通常是男性）以權威的方式將傳統智慧授予學生，蘊藏於教科書、由教授詮釋說明的知識，是自上向下傳遞的。 鉛字智慧走開 經濟學迎接混亂世代 當然，這也是報紙傳遞新聞的傳統方式。編者與出版人員蒐集故事、核對報導，接著，他們編輯出來的報紙被送往訂戶門前。但近十年來，新聞業發生了真正的革命，如今，新聞透過網站、維基百科、部落格評論而集成、傳播，換句話說，新聞正日益由下往上傳遞著。不再依靠編輯，人人都是自己的新聞主播。 教科書也有可能發生類似的情況，特別是經濟學，每個人都有自己關於經濟學的觀點與第一手經驗，教科書將變得如同維基百科，從事教職的人員與學生都可以修訂教材、提供內容。作者或許仍然可以扮演守門人的把關角色，但教科書將不再是鉛字印刷出來的智慧，而作者也不再能掌控內容目錄。 結果將是一團混亂，但經濟學這個職業將變得更多元、更有活力，而後代子孫的經濟學也將變得更健全。 {DS_BOX_9706} ★台灣黑狗兄的全球戰爭專題網站：黑狗兄的打拼故事，小鎮的滅鎮真相 ★台灣黑狗兄紀錄片專題網站：419全省院線上映 ...

六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加州舉辦的非正式高峰會「歐習會」碰面，雙方的會談中，北韓是個重要話題，雖是老梗，論調卻很新。 二十多年前，聯合國旗下的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掌握到北韓違反安全保障協定，從事鈽元素再加工活動；2003年，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政府協議制定出同意框架，但北韓隨即宣布退出，並將國際原子能總署的調查員驅逐出境，更進一步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從那時起還進行三次核試爆及多次飛彈試射。 二十多年來，不管是否為公開會晤的場合，美國和中國官員總會討論北韓的行為。中國持續表示不希望北韓發展核武，卻又聲稱，儘管中國是北韓糧食與燃料的主要供應者，影響北韓政權的能力卻很有限。這使得會談結果老是變得像是照本宣科，雙方一起公開表示「去核化」是共同目標，除此之外可說毫無建樹。 邊反核武、邊防金氏垮台 兩個目標讓中國疲於奔命 中國真誠訴說它期待「非核朝鮮半島」的願望，但核議題不是它主要考量；它同時還尋求避免讓北韓政權垮台，以免在中國、北韓邊境發生潛在混亂，這混亂不只是指難民，還包括南韓和美國軍隊有可能因此進入北韓。在兩個目標間疲於奔命的中國，將說服金氏王朝列為高度優先任務。這個選擇產生了一個似是而非、弔詭的悖論：北韓出乎意料的贏得影響中國的強大能力。 北韓擁有我所謂的「弱實力」（power of weakness），意指在某些特定的協商情況中，弱點或有可能崩潰的威脅反而會變成談判力量的來源。舉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如果你欠銀行1,000元，銀行要你怎樣你就得怎樣；但如果你欠銀行10億美元，你要對這家銀行怎麼討價還價都行。 挾中國弱點當籌碼 北韓一手壞牌卻影響力大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就是那位已壓注在北韓身上過頭的銀行家。 結果是，當中國試圖說服北韓學它走市場導向的經濟實例，金氏政權卻開始害怕，一旦經濟自由化，最終會激發人民追求更大的政治自由。由此看來，中國影響北韓政權的能力其實極有限。誠如一位中國官員曾經說漏嘴：「北韓綁架了我們的外交政策。」 北韓就靠著亂打一手弱牌不斷擴張勢力。北韓領導人知道，南韓與美國軍事武力優異，一旦發動全面性軍事衝突，必能贏得勝利；但他們也知道，在南韓首都首爾北方僅48公里的非軍事區部署一萬五千門火箭炮，將會嚴重破壞南韓的經濟，但是卻不會造成北韓什麼損失。 改變跡象耐人尋味 習朴會面，重提去核會談 北韓向來很在行誇耀自己的冒險意圖，像是在2010年擊沉一艘南韓軍艦，還炮擊南韓島嶼、引發危機；今年春天，它又試爆核子，試射一連串飛彈，還伴隨著連番的好戰言論。但如今，中國開始失去耐性，對北韓這位毫無經驗的新統治者金正恩，不像對他父親金正日那麼有信心，中國的領導人逐漸認知到，北韓已經對中國構成威脅。 隨著更多核子試爆，南韓與日本對核子武器的需求也與日俱增；此外，如果北韓政權今春的激烈言論之後還接著像2010年時那樣挑釁南韓，南韓恐怕會強力反擊，而這麼做也可能引來中國投入。 改變的種種跡象相當耐人尋味。習近平與歐巴馬就北韓做了「坦言相向」的對談之後，習近平就在未曾先和正式盟友北韓會晤的情況下，主持他與南韓總統朴槿惠的高峰會；稍後，兩位資深的北韓官員訪問北京，反而還因為北韓的挑釁行為受到責難。 相較之下，習近平與朴槿惠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如實履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要求制裁北韓的解決辦法，以及2005年規定北韓以核武計畫換取經濟與外交利益的多邊協定，當屬要務。兩位領導人極力主張恢復自2009年起中止的六方去核會談。 下一步會發生什麼還不確定。北韓的言行已漸緩和，但金氏政權並沒有透露任何可能放棄核武計畫的跡象，雖然這算是北韓保住安全和威望的關鍵要素。長遠來看，經濟與社會改革或許有助於解決這個情況，然而，中國的兩難在於，推動北韓改革若過於急促，金氏政權恐會崩潰。 面對此等前景，美國與南韓可以採取的步驟是，向中國保證絕對不會利用這個局面派兵進駐中國邊境。在過去，當美國提議進行秘密會談討論北韓政權崩潰一事的可能性時，中國總擔心它會進犯或削弱北韓，但中國若想要走出困境，下一步或許應該找出討論這類可能性的方法。 {DS_BOX_9662} {DS_BOX_10500} ...

象徵著美國主導的入侵伊拉克戰爭屆滿十週年。這些日子以來，這項備受爭議的決策有何影響？更重要的是，入侵的決定，究竟是否正確？ 侵伊正確？ 中東未因這一役變更好 從樂觀面來看，分析師歸納：推翻海珊政權、建立民選政府、年度經濟成長率近9％，而且石油出口量超過戰前的水準。諸如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中東專家席哈迪（Nadim Shehadi）等人認為：「美國這麼做肯定是不自量力，」但它領頭干預，「或許讓這個地區脫離經濟停滯困境，它已經控制至少兩代伊拉克人的生活。」 反之，懷疑論者不同意將伊拉克戰爭與「阿拉伯之春」相提並論，因為2011年發生在突尼西亞與埃及的衝突事件其來有自，可是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Bush）所採取的行動及冠冕堂皇言論，不僅沒有讓事情變得更好，反而破壞中東地區追求民主理想的名聲。推翻海珊固然重要，但如今伊拉克成了一個宗教團體統治的暴力之地，在某項統計174個國家的貪腐指標列表裡，伊拉克位居第169位。 無論戰爭帶來什麼好處，懷疑論者都不認同，為了這些好處付出的「代價」是合理的：超過15萬名伊拉克人和4,488名美軍因此喪生，還有估計近1兆美元損失，其中尚不包括約3萬2千名美國受傷士兵未來所需的長期健康醫療與殘障照顧支出。 或許，再過十年，眾人對這張資產負債表會提出不一樣的看法，但此時此刻，多數美國人支持懷疑論者所言甚是，而且輿論也已經影響美國當前的外交政策。未來十年，美國不太可能再去長期占領並改造另一個國家，如同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在離職前簡短提及：「再有哪一位顧問倡議這類行動，應該要先檢查一下他的腦袋。」 有人稱這種做法是孤立主義，但或許更貼切的說法是審慎行事或務實主義，畢竟，1954年，美國前總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曾經擔心美軍會「被越軍生吞」，因而拒絕派美軍到越南奠邊府（Dien Bien Phu）援救法軍。艾森豪絕非孤立主義者。 戰爭有理？ 動武理由正顯示決策草率 花十年評論伊拉克戰爭的長期後果尚且太短，但批判布希政府的決策過程絕不嫌早。 布希及他的幕僚列舉三項主要理由為入侵伊拉克辯護。第一點是海珊與蓋達組織。民調顯示，許多美國人接受政府方面在這項關係上的說法，但政府拿不出證據來。事實上，所有公諸大眾的證據既薄弱又誇大不實。 第二個理由是，以民主政權取代海珊，可以改善中東政治。政府中某些新保守黨黨員在任職前便力主轉移伊拉克政權，但是就職後過了八個月，還無法將此主張形成政策。2001年9月11日後，他們藉著恐怖事件迅速通過政策。 由於支持者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軍在德國與日本民主化所起的作用為例，布希經常提到政權轉移和「自由議程」（freedom agenda），但布希政府草率引用前例，對於實際占領後根本準備不充分的相關質問也顯得毫不在乎。 第三個理由集中在防止海珊擁有大規模破壞性武器。多數國家同意，這十多年來海珊始終公然反抗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而第一四四一號決議案無異議通過，由海珊承擔所有舉證責任。 雖然，安檢人員找不到大規模破壞性武器，不久之後布希遭到究責，但其他國家仍普遍相信海珊擁有那些武器。審慎行事或可為檢查人員爭取更多時間，但說到這項錯誤，布希可不孤單。 過大於功？ 自比杜魯門，實際差遠了 布希曾說，歷史將還他清白，還自比為前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當年他卸任之際，支持率受韓戰之累走低，但如今深受推崇。那麼，歷史會同樣善待布希嗎？ 杜魯門傳記的作者麥卡羅（David McCullough）警告，歷史學家們必須等上五十年，才能真正評價一位總統。但杜魯門卸任後十年，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結盟，已被視為牢不可破的成就，布希欠缺類似可以相提並論的成功，彌補他在伊拉克處置失當的錯誤。 歷史往往對不幸者殘忍，但歷史學家也會根據成就運氣的原因評斷一個領導人。好教練分析我方與敵方的比賽，以便利用對方錯誤、從「好運」獲得優勢。相較之下，魯莽試探現實、冒不必要的險，往往是「厄運」的一部分。未來的歷史學家很可能將這些缺點歸咎於布希。 即使偶發事件十年後造就一個更好的中東，未來的歷史學家仍會批評布希的決策過程，以及他在行動中分配風險和成本的方式，因為，引導人們走到山頂是一回事，把他們推向懸崖邊緣，卻是另外一回事。 {DS_BOX_9662} ...

來源：NewsHour@flickr, CC BY-NC-ND 2.0 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已經辭世，但仍可見不少溢美之詞，盛讚她是帶來偉大變革的「轉型式」領袖。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同樣屬於轉型式領袖，經常被相提並論，但更有趣的比較則是另一位與她同時代的美國前總統老布希（George H. W. Bush）。 蘇聯解體、德國統一》 他主導轉型，干戈未起 雖然老布希多半被視為不過是個「事務型」管理者而草草略過，卻擁有過去半世紀最佳外交政策紀錄：他在任期內經歷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並讓德國在北約協議之下完成統一，且完全未起干戈；同時，他領導一個由聯合國撐腰的廣泛聯盟，讓伊拉克前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從科威特撤兵。當時，若他在任何一個方面稍有閃失，今天世界會糟糕得多。 儘管他主導重要的全球轉型，但就個人而言，老布希並沒有定下轉型目標。在德國統一方面，他反對柴契爾夫人和其他人的意見，顯然有欠公平並偏厚友人，亦即當時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1989年10月，老布希應柯爾要求，公開聲稱他並不認同「某些歐洲國家對統一後的德國多所顧慮。」 同時，他又謹慎的讓柯爾和其他人主導形勢發展。一個月後，柏林圍牆倒塌，部分原因是東德失誤，老布希因反應過於低調而遭受批評，但老布希實是深思熟慮後決定不去羞辱蘇聯或幸災樂禍。他的說法是：「我不會在柏林圍牆上耀武揚威。」堪稱領導者情緒智商的典範。 律己甚嚴的作風也幫助他在一個月後成功與蘇聯前總統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舉行馬爾他高峰會（Malta Summit），冷戰悄悄結束，而蘇聯帝國隨之瓦解。 當老布希及團隊面對遠遠超出他們所能掌控的勢力，他謹慎小心的定下權衡機會與限制之後的目標和目的。批評者挑他毛病，指責他不支持蘇聯的民族熱切盼望，好比1991年他在烏克蘭發表警告「自殺式民族主義」，因而臭名遠播的〈弱雞基輔〉（Chicken Kiev）演說；批評他沒有在波灣戰時揮軍巴格達，拉海珊下台；怒斥他在1989年天安門的屠殺後還派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夫（Brent Scowcroft）前往北京，力求維護與中國的關係。 被批保守、緩不濟急》 他聚焦穩定，割捨近利 然而，在上述例子裡，老布希其實是一再為了長遠穩定而犧牲唾手可得的利益。 還有些批評者認為，在世界政治詭譎多變的當時，老布希未能針對俄羅斯民主、中東、核不擴散等問題，制定一個更具轉型策略的目標。然而，這又是另一次老布希毋寧想更聚焦於維持全球穩定，而非推動嶄新願景的做法。 老布希也尊重國內、外制度和規範，要求美國國會授權波灣戰爭、要求聯合國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提出解決的辦法。雖然，老布希的思維務實，但具體策略又帶有著威爾遜主義者（編按：Wilsonian，意指帶有強烈理想主義色彩）的影子。在伊拉克發動地面戰僅僅四天就收兵，老布希一方面是出於避免伊拉克軍隊遭屠殺的人道考量，另一方面也有著利益考量，不讓伊拉克過於衰弱，否則它將無法制衡鄰國伊朗。 老布希出兵巴拿馬一擒前軍事獨裁者諾瑞加（Manuel Noriega），或許已侵犯主權，但其中有一定程度符合事實的合法性，畢竟諾瑞加是個惡名昭彰的統治者。而當老布希在組織其國際同盟依法發動波灣戰爭時，他將幾個阿拉伯國家拉進來，並非為了軍事勝利，而是為了強化行動的合法性。 審慎行事、不做大夢》 他務實管理，應受看重 1990年夏天，老布希和柴契爾夫人在科羅拉多州舉行會晤，據說柴契爾夫人警告他「不要搖擺不定」，但大部分歷史學者同意，當時危機並不存在。老布希審慎結合硬、軟實力，創造成功策略，以既不過度孤立，又能將他國利益損害降至最低的方式，達成美國的目標；也在不辱及戈巴契夫的情況下謹慎處理政權轉移，讓葉爾欽（Boris Yeltsin）就任全新獨立的俄羅斯總統。 當然，並非所有其他國家都被充分保護。例如，老布希對伊拉克的庫德族和什葉派、中國異議分子、前南斯拉夫的波士尼亞人等就鮮少聞問。從這方面看，老布希的現實主義劃下世界大同理想的界線。 如果老布希如同柴契爾夫人及雷根一樣是個轉型派領袖，他能貢獻更多嗎？也許可以在第二次任期做得更多；若再加上更出色的溝通技巧，或許可以好好教導美國人民了解後冷戰世界變化的本質。但是，當時全世界處於高度不確定的變遷，以及誤判蘇聯解體後風險的情況裡，審慎行事尤勝空做大夢。 老布希有句名言，他不做「幻想憧憬一類的事」。儘管如此，1989年底時，仍很少有人相信，德國可以和平統一並留在西方聯盟裡。柴契爾夫人肯定也不相信。這說明了，在某些環境下，我們應該看重像老布希（或之前的艾森豪）這樣具有優秀事務性管理能力的領導者，而非站在台上閃閃發亮、很懂得激勵人心的轉型派領袖。 {DS_BOX_10184} ...

埃及「阿拉伯之春」屆兩週年，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發生暴動，讓許多觀察家擔心他們在2011年所下的樂觀預測要破滅了。部分問題在於，一個以短暫性詞彙來描述事件的隱喻，「期待」被扭曲了。如果不是用「阿拉伯之春」，而是用「阿拉伯革命」（Arab revolutions），我們或許會抱著更實際的期待：革命往往花上數十年，而非幾季或幾年就完成。 在政治革命之下 資訊革命正改變權力本質 就拿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來說，誰會想得到，十年內一個科西嘉的無名小卒將領導法國軍隊來到尼羅河畔？又或者，拿破崙戰爭會讓歐洲陷入分裂，直到1815年？ 進一步想阿拉伯革命，還有許多意外驚喜尚未發生。目前，大多數阿拉伯君主國家都有充分合法性、金錢和武力，足以有恃無恐的面對群眾，就算革命浪潮已成功將世俗共和政體下的專制君王（如：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亞的格達費等人）拉下台，但革命開始才兩年而已。 在阿拉伯政治革命的表象之下，是程度更加深入、費時更長久的根本性改革，或有人稱之為「資訊革命」（information revolution）。我們尚無法完全掌握其意涵，但它正從根本改變二十一世紀的權力本質：二十一世紀裡，即使最強的所有國家政府，也無法像從前一樣掌控一切處境。 政府向來擔心資訊的流通與掌控，而我們所處的時代也並非第一個飽受資訊科技劇烈變化所影響的時代。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發明的印刷術，是宗教改革與接踵而至歐洲戰爭的重要起因；然而，今日不管是國內或各國之間，遠比過去多得多的人口，已經從資訊之中取得力量。 運算能力每十八個月翻倍 個人能與政府分庭抗禮 當今全球革命的基礎是技術進展神速，已經能大大降低創造、搜尋與傳輸資訊的成本。三十年來，運算能力每十八個月就上翻一倍；到二十一世紀初時，它花的成本已是1970年代早期那時能做到的千分之一。如果汽車降價的速度跟半導體一樣快，那麼在今天買輛車只需5美元。 近來如1980年代，那時有線電話每秒只能傳輸一頁紙的資訊，如今一股細細的光纖每秒可以傳輸九萬冊書；那時1GB的資料儲存，得占一個房間，如今200GB的隨身硬碟也可以輕鬆放進你襯衫口袋。 更重要的是，傳輸資訊成本大幅減少，這麼一來降低了進入門檻。隨著運算能力變得更廉價，而電腦體積也縮小至智慧型手機和其他可攜式裝置的大小，分散效應顯著。即使與不久前的幾十年相比，資訊的力量也已大大的開枝散葉了。 於是，世界政治不再局限於各國政府層面。個人與私人組織，包括維基解密（WikiLeaks）、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恐怖分子和自願性社會運動，都能夠直接搶占一席之地。 資訊普及意味著，非官方性質的網路正在削弱傳統官僚壟斷，所有政府都不再能全盤控制時程。當政治領導人必須回應某些事件時，不再能為所欲為，不僅要和其他政府溝通，也要和公民社會溝通。 但因此而「過度吸收」阿拉伯革命裡關於資訊、技術與力量的教訓，則是錯的。儘管原則上資訊革命能減弱大國實力、增加小國與非國家行動者的實力，但政治和權力始終比技術決定論的意涵更加複雜。 二十世紀中期時人們擔心，電腦與新溝通工具會創造出宛如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一書中所描述的那種中央政府集權；事實上，在中國、沙烏地阿拉伯及其他地方的獨裁政府，已利用新技術試著控制資訊。 諷刺的是，對於懷抱網路烏托邦理想的人來說，如推特（Twitter）和臉書（Facebook）這類社群網路所形成的電子軌跡，有時的確讓秘密警察的工作減輕不少。 打從2009年伊朗政府第一次在推特上出糗之後，隔年就已有能力鎮壓國內的「綠色」運動；同樣的，即使網際網路在中國已蓬勃發展，而其「萬里長城」防火牆未盡完美，中國政府仍然游刃有餘。 規模越大越具影響力 但對決戲碼才剛剛上演 換句話說，資訊革命在某些方面幫了弱者，但也有助於已強而有力的國家。規模仍然是關鍵，當駭客和政府兩者都能製造資訊、利用網際網路時，針對許多目的，規模大的政府可部署成千上萬訓練有素的人，並獲得強大的運算能力，去破解密碼或入侵其他組織。 同時，儘管如今散播既有資訊所費不高，但蒐集與製造新資訊常需要大量投資。在許多競爭的情形裡，新資訊最為重要，蒐集情報便是很好的例子，而煞費苦心製造出來、癱瘓了伊朗核子離心機的蠕蟲病毒（Stuxnet worm），似乎便是一項政府傑作。 比起藉資訊擁有能力的私人行動者，政府與大國仍握有更多資源，但他們能伸展的舞台也因此變得擁擠。接下來的好戲如何上演？誰會贏，又誰會輸呢？要得到這樣一個問題的答案，至少要等上數十年才行，而非一個春天。正如埃及和其他地區的事件所揭示的新局面，這個世紀的資訊革命會如何影響權力，我們才剛剛開始要試著了解。 {DS_BOX_9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