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看見台灣10年來最大水污染受罰者竟然是政府，水污染管理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首先，工業區的污水改革刻不容緩，當務之急是淘汰老舊設備。台灣工業區的歷史可追溯至1960年代，起初是加工出口區，隨著產業轉型，開始有重工業、高科技、電子產業陸續進駐。全台灣有62個工業區、43座污水處理廠，大多面臨產業快速轉型，環保設施卻跟不上的困境。
尤其是從傳產改成做晶片、蘋果手機、AI伺服器的電路板，加上台商大舉回流投資，工業局副局長楊志清比喻：「就像平常營養午餐沒吃那麼好，今天突然加菜吃一隻雞腿，就會拉肚子；同樣的，今天廠商瞬間排入大量不符處理標準的水，系統也會承受不住。」
位階低、沒處分權，管不了大企業
當產業快速轉型，污水處理設備老舊跟不上，工業局連忙補破網，編列共12億預算更新工業區的環保設施，其中，觀音、大園、平鎮、中壢4個工業區在未來3年的更新費用就達4億。
只是這些行動都是末端補救，源頭控管仍然不足。「我們一直很希望服務中心可以具備一些行政處分權，但目前我們還是仰賴跟地方政府的默契：他們有沒有幫我們監督一下廠商，讓廠商知道它不聽我們的話，會被環保局修理。」工業局工業區副組長陳建堂表示。
為什麼科學園區管得了，工業區不能？背後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官小管不了大企業。一名科學園區的官員向商周透露：「工業區服務中心的員工都是約聘人員，每個中心配一、二十個人力，負責聯繫、服務、政令轉知等工作；相對的，科學園區各區管理局長的職等就跟工業局局長一樣，而且編制一、兩百人，專法授權管理廠商的公司登記、環保、交通、建築等等，兩者權力差太多了！」
說穿了，大老闆不把約聘人員看在眼裡，又不具備管理的公權力，再加上發展歷史早，欠缺環境規畫概念，工業局只能穿著衣服改衣服，但工具又不夠，縫縫補補、左支右絀。
除了管理位階低，又加上制度上的問題，科學園區用地只租不賣，而工業區土地則由企業自由買賣，哪個企業要進駐，工業局知道也未必能干涉，而商機稍縱即逝；工業區內要更新污染設備，礙於是政府部門，任何工程都要走標案流程，處理時間通常延宕許久。
「像前幾年中壢（工業）區污水廠要清污泥，標案處理好久，還是沒人來標，污泥一直累積在廠內，罰單就一直開。」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所榮譽教授曾迪華說。
曾迪華認為，改由委外營運方式就是個解方。委託營運除了讓污水廠運作更有效率外，服務中心也避開角色衝突，由委託廠商去管廢水排放，為了避免罰單擠壓到污水廠獲利，針對放流水不合格的企業，污水廠會收取更高的管理費，提高企業在源頭處理好廢水的誘因。
下一步就是工業局如何督導。根據工業局的資料，桃園市的觀音、中壢、大園、平鎮工業區污水廠，目前皆委託給企業營運，為了防堵代操業者向企業收賄的情事再次發生，工業局也對廠商設下財務門檻，以及對污水廠進行不定期抽查。
「每週我們的人都會去污水廠採樣，看防污是否符合標準，而且都是不定時，不符合標準我們就會罰。」工業局工業區環境保護中心執行長李明憲表示。
而財務檢視方面，工業局表示，在廠商申請委託營運資格時，需要提出過去3年的財報資料、信用證明，委託營運開始後，每年3月也要提供會計師簽核之年度財報，持續追蹤財務狀況，針對委託案件的規模也設有不同資本額限制。
曾迪華向我們說明：「這些委託廠商簽的都是15年的合約，但根據法規，每一年工業局都要去考評，包含它的服務水準、財務、營運狀況，不好的可以提早解約，好的廠商下一期可以優先得標。」
桃園10年的河川裁罰資料顯示，觀音、大園工業區在近3年的裁罰金額、案件量的確明顯下降，而中壢區在去年清除掉污泥後，罰單數量也銳減，證明藉由外界業者的力量，確實改善部分問題。
{DS_IMG_339946}
{DS_IMG_339944}
需要有總量管制、公開透明監督機制
而除了公權力以外，一條河流的總量管制，也是台灣河川污染防治的一大漏洞。
如同台積電自己的銅排放合規，但與別家工廠一起排，就會導致整個河流的銅濃度超標，到底，每條河流能夠承受的污染排放量是多少？在本次的調查中，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方有答案。
「整個老街溪從頭到尾，就是有不同的園區、廠房（的廢水）排入，我只能就我工業局管的這幾個放流點，去做管控，但如何做到總量管制，這件事我想需要各單位坐下來談。」楊志清坦承。
工業區裡的污染企業無法透明化，我們永遠不知道真正的污染源是誰；服務中心沒有公權力從源頭控管企業，只會讓污水處理廠繼續繞流更多不合規廢水，這些問題若沒有從根本解決，就算能度過眼前難關，相同問題仍會不斷發生。
「台灣的總量管制有點本末倒置，我們是看到那條河的某項污染物真的不行了，就叫這條河上的所有廠房齊頭砍，比如本來銅濃度標準是3（mg/L），大家一起降到1.5（mg/L），也不管誰比較嚴重，這對產業來說，真的比較好嗎？」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陳震遠質疑。
補破網只是末端處理方法，代表污染已造成，然而前端需要公開透明的監督機制，誰偷排、超排都應該公告，企業才有改善的驅動力，10年前的《看見台灣》已經證明，公眾監督才是最有力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