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那年，我和符昌鋒導演帶著團隊跑遍了全台灣，要尋找「台灣的生命力」，其實這樣的追尋很早以前就開始了，尤其是台灣退出聯合國，慢慢成為被世界遺棄的孤兒後。我們開始覺醒，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有自己的戲劇、文學和電影，各種各樣的論戰，但是「自己」是什麼？
《尋找台灣生命力》，其實就是在這種焦慮不安的社會情緒下產生的。
三十年過後，台灣人終於變得有自信了，尤其在疫情肆虐下的二○二○年即將結束時，台灣忽然被世界看見的時刻。我在最近一場論壇中，從這些講者言談中發現了那種自在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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