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川普、梅伊都想學安倍？

一九七九年夏天，石油危機正熾，日本消費品大廠索尼（Sony）推出隨身聽Walkman頃刻間席捲全球；車商豐田（Toyota）進攻美國車城底特律，時任總統卡特（Jimmy Carter）示警「破壞美國的政經結構」；還有一本書伴隨焦慮氛圍而來：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全書引爆一場大論戰：美國被打得灰頭土臉，須放眼太平洋，尋求全新的政經模式，以便拯救崩壞的西方。但十年後日本經濟泡沫破裂，開啟失落年代。自此，日本不僅距所謂模範很遠，甚至還成了反指標。那些遠赴東瀛拜學精實製造的外國人紛紛反過來大談貨幣政策。 時至今日，西方再次遭逢信心危機，豔羨日本的言論再起：政治穩定、從豐田到機器人大廠發那科（Fanuc）穩占國際地位、高生活水準、收入不均相對溫和，且國家文化保持近乎完全同質的民族性。 低移民率，全年僅萬人入籍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宣布競選時，宣傳伎倆被譏為崇日：「我們什麼時候在任何領域擊敗日本過？」英國脫歐派大談各種未來模式，最關注的是低移民、主權監管及貿易主導型經濟體：日本。 「日本和每個國家一樣深受打擊，但被凝聚力更強的社會體系和勞力市場吸收了，」英國媒體《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前總編輯艾摩特（Bill Emmott）說，「貧窮與不平等也加劇，但不至於令人絕望。這裡沒有嚴重的不公平感。」 通貨緊縮與人口減少是貨真價實的威脅，因此，日本以前不是、未來也不會成為第一。不過，歐美疲於應付民粹主義時，日本卻置身事外，值得我們再度檢視它如何處理「後工業社會的基本議題」，並重新提問：「日本是否值得跟隨？」 社會相對公平，民粹無著力點 回到傅高義出書當年不是好起點，他吹捧日本官僚、政客與企業領袖，但到了一九九○年代全都證明是草包；雖然日本仍制定工業政策，但政府掌控力早已不及當年，幾年前政府救火的半導體與手機業者都消亡於自家的孤立政策。 日本與歐美模式最明顯的政策差異在移民：前者總人口中僅一．八％是外國人，但美、英分別高達一三％到一四％；去年日本只接受二十八名難民；每年僅約一萬人可入籍公民，是歐、美國家最想追求的境界：排擠低收入外國人、保障本國人。 「日本沒有真正的移民政策，」慶應義塾大學商學部教授中島隆信說，「每次勞力短缺才降低門檻，放寬移入。」一九九○、二○○○年代，主要外來族群是出生在巴西、秘魯的日本第二代。 如今，經濟成長帶進越南、中國與菲律賓的新一波打工仔，而且二○一三年以來，移民占日本淨新設職缺一○％至一五％。他們幾乎拿不到永久居留權，也很少攜家帶眷，無法撼動整體文化同質性，也不會引發政治、身分認同等問題。這一點和歐、美大不相同。 缺工惡化，安倍仍避提移民 然而，未來日本移民的角色將越來越有爭議。有一派主張，禁入可加劇勞力短缺之苦，有利推升工資與投資。反移民作家三橋貴明就說：「也許可用人工智慧、無人機或自駕車解決缺工問題。但如果大開移民之門，進步就沒得談了。」 另一派則辯稱，考慮到人口老化前提下維持生產力，日本迫切需要擬定移民政策框架。日本前金融經濟財政擔當大臣竹中平藏指出：「到了二○三○年，日本人每年將會減少一百萬人。」屆時全體社會都遭殃。 截至目前為止，大勢向三橋貴明的立場傾斜，不僅移入人口並未補足餐廳、醫療機構等缺工需求，連首相安倍晉三也視這兩個字為政治毒藥，從未開口提及。 一九七○年來，美國最富裕的一％族群總收入占整體比率已從九％上升到二二％，英國是七％到一四％；在日本，這個數字維持一貫的一○％左右。原因之一是稅收。竹中平藏引述《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數據：「日本的資產稅全球最高，遺產稅則為五五％。毫無疑問，日本可以遠離不平等。」 核心管理階層薪資凍漲則是另一原因。日本企業一向不願出售資產給外國競爭對手，結果養出一大批只在國內市場競爭的本土化集團。許多當地評論家質疑這種模式資本報酬率低、死氣沉沉且生產力低落。 儘管日本的稅收與社會福利規畫等值得借鏡，但複製不可能。低移民不一定是繁榮的障礙，但人口驟減卻會拖累從維持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到國防實力等每一件事。竹中平藏感慨：「不幸的是，現狀不可能永續。假使我們不能提高收入、刺激成長，人心也無法安定。我們是在啃老本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