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中國傳統管理哲學大致以儒家及法家為主。儒家強調「克己復禮」、「反求諸己」，以「忠恕」為原則，屬於「管理自己」的學問。法家則強調「以上為意」、「循名責實」，以「刑賞」為工具，屬於「控制他人」的學問。綜而言之，中國管理儒、法兩家均以「人」為主。儒家出於「性善」，以「誠」待人，以「信」立人，以「禮」處世；法家基於「性惡」，「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罪」〈錯法〉，「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畏其威而歸其利矣」〈重令〉，以「術」馭人，以「疑」畏人，以「法」治世。

西方文明則遠溯自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等思想家，均強調根據客觀的邏輯辯證，來發展「理性思維」的程序。對於「事理」的認定，必須仰賴「理性」的辯證與批判，而非「主觀」的裁定。西方文明不論在科技、社會或文化各方面均強烈顯示這種「理性」的傾向。這種在政治、法律、經濟、科學甚至宗教等不同領域所產生的理性傾向、環環相扣，提供了西方文明進化所需要的「理性基礎」。社會學大師韋伯即認為西方文明的發展史，就是「理性主義」（Pationalism）的發展史。

這種中、西方管理哲學在「人情」與「事理」上的差異，也造成中、西方組織管理上的不同現象。由於中國人強調「人重於事」，因此職位可以因人而設，也可以因人而廢。以老闆意見決定組織與人事，而不根據「分工合作」的「事理」。組織極易成為老闆「論忠行賞」的工具，權責不依「職位」而依「關係」。「關係掛帥」造成「本位主義」，「人謀不贓」的結果，使組織功能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