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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計程車司機口中的市場經濟

身邊的一些友人,都曾經有著新加坡夢。

是的,「曾經」。這代表著,他們都放棄了這個夢。

一位女性專業經理人,六年前轉赴香港金融機構工作,現在薪水是她離開台灣時的五倍。前陣子,她猶豫著:「要不要搬去新加坡居住?」同一份工作,公司願意付的薪資比香港多,因為新加坡平均國民所得高出香港四成。

一位男性友人,九年前計畫移民新加坡,因為那裡的政治不空轉,於是他試著在那兒住一個月。還有科技業友人,為了雙語教育與輕度稅負,先把孩子送過去就學,每週頻繁的當空中飛人探望孩子,然後計畫移民。

然而,他們一一放棄了這個夢想。生活太無聊,只是表面原因,沒說出口的另有其因。

李光耀過世前,《商業周刊》採訪團隊抵達當地,想實地觀察這個跟台灣很近,被很多人羨慕,年輕人也想去工作的國家,他們在強人過世後還能續強嗎?

從機場到飯店的路上,編輯總監曠文琪與計程車司機的對話,很是經典。

「我們這裡什麼都要efficiency,management啦!結果,地鐵車箱壞了不修,要降低成本;資深有經驗的開車員被裁掉,因為成本高;地鐵一天到晚誤點,還一天到晚漲價。因為它(新加坡)是上市公司,股東獲利至上啦,profit! profit! profit啊!」

接著,司機的話題從profit變成市場經濟。「新加坡車多,政府為了管控車輛數,每個人買車前先交個新加坡幣六萬多元,才能去買,這就是market啦!」

最後他談起公務人員的KPI。「為什麼政府明知道外來勞工會來搶工作,還是要開放,因為官員的KPI 跟GDP掛鉤,要cost down,才有KPI…⋯。」

一個沒上過商學院的司機,就對市場、股東、獲利有著如此生動的詮釋,因為李光耀把競爭至上的思維,植入國民血液裡,讓人們相信「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諷刺的是,這道理只限用於經濟,卻完全不適用於政治。

我的朋友們就因此而放棄了新加坡夢,因為在那裡,他們無法呼吸到自由。

就像文琪在完稿後的感想:「這麼會管理又怎樣,新加坡的快樂指數比伊拉克還低。」其實,每個抉擇背後,都有代價要付出,這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所以重點來了,台灣人想要什麼樣的自由?又願意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呢?第四十六頁的現場報導,讓我們在後李光耀時代,重看新加坡。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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