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戰國策」：新世紀的合縱與連橫（下）

上期談到美國的國際戰略最近出現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思維與主張：被稱為「普林斯頓計畫」的「民主同盟」建議，似乎要以民主為標準，將全球一分為二，「民主同盟」要對付的是「非民主國家」，後者，呼之欲出的最大對象，顯然遙指中國；另一方面，則是新任財長鮑爾森的中國戰略思維，認為應該期待中國成功，並邀中國來與美國共同負起責任，因應國際間的一系列危機。兩種思維，顯然存在著巨大差異，究竟該如何理解？

如所周知，冷戰結束以來，美國面對著一個快速崛起的中國，戰略上始終游移不定，總是在兩個極端——即「中國威脅論」與「中國機遇論」——中擺盪，到了後來即晚近，終於覺得乾脆「兩邊下注」，來個「對沖」最好。但這種看來相當穩妥的做法，不但實際操作有困難，即像中國這樣一個越來越大的大國，要如何圍堵？並且，理論上，要把握機遇就須交往，要對抗威脅則採圍堵，但圍堵與交往顯然又是矛盾的。

去年，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立克，提出了期待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的論述，或許正是想要走出這實際與理論上困境的嘗試。鮑爾森的思路——我稱之為「共管論」，包括了「祝中國成功」、「不要恐懼中國的崛起會不會威脅美國，反而應該擔憂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否減慢了速度」、「美國的中國政策，必須要有世代的眼光」等等，其實也是佐立克「利益攸關者」思維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