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足球賽」挑起中日新仇舊恨

在北京舉行的亞洲杯足球賽雖然已經落幕,但兩國民眾、甚至媒體的隔空抨擊卻未見停息, 對中共領導人而言,對日政策走向正面臨為難處境。

八月七日,中國和日本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爭奪「亞洲杯」足球賽冠軍。中國隊敗陣後,許多球迷上街鬧事,甚至包圍日本球員住宿的酒店。這場球賽已遠遠超出足球本身的意義,成為中國民眾宣洩反日情緒的機會,也導致兩國間的外交糾紛。日本媒體和政治人物紛紛渲染中國球迷對日本隊的惡意攻擊,指責中國政府默許、鼓勵球迷歧視日本球隊,甚至連首相小泉純一郎都親自出面,呼籲中國善待日本球隊。日本媒體一齊批評中國的歷史教育培養了年輕球迷在亞洲杯足球賽中的反日情緒,嚴責江澤民在一九九五年發起的抗戰勝利紀念活動導致了中國的反日運動,建議政府向中國施壓,要求刪除中國歷史教科書內的抗日戰爭史。這場足球賽的前前後後,不僅引起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反感,也加深了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厭惡。

其實,北京在賽前已採取了許多預防措施,北京市政府事後還因保護不力向日本方面道歉。在中日關係上,中共領導人從來希望息事寧人,因為兩國的經濟聯繫實在緊密。雖然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但依然是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日本在華投入大量資金和技術,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列車。到二○○三年,日本連續十一年位居中國最大貿易夥伴之首。中國也在二○○三年超越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政治交惡難免殃及經濟,這是致力發展經濟的北京領導人不願看到的。此外,中日關係惡化,日本勢必加快重整軍備的速度,也會促進美台日的軍事合作;日本外務省的親中政策越來越受到批判,從而加強日台關係。與中國民間強烈的反日情緒相比,可以說,中共領導人大多是「親日派」,前外長唐家璇甚至因對日外交不夠強硬而被老百姓斥為「漢奸」。

然而,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始終沒有平息過,其原因有三。一是歷史問題,在八年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共三千五百多萬人,財產損失達五千六百餘億美元。戰後,中國宣布放棄對日本的所有戰爭賠償要求,但日本人竟連一聲道歉都沒有,反而在教科書中竄改侵華歷史,日本首相等官員還多次參拜供奉二戰戰犯的靖國神社,使中國民眾忿忿不平。日本修改其「和平憲法」,向海外派出部隊,更是引起中國民眾極大不安。二是領土問題,對釣魚島的歸屬和東海海域的劃定,中日兩國說法不一。日本方面屢屢採取蠻橫行為宣示主權,也激怒了中國民眾。三是台灣問題,在台灣淪陷的五十年裏,日本扶植了大批親日勢力,比如以李登輝為代表的「親日派」。日本嘴上說堅持「一個中國」,實際上與「台獨」勢力保持著密切的政治、軍事聯繫。日本不僅修改和平憲法,還慫恿台灣加入日美共同防衛圈,以便台海爆發戰爭可以名正言順地介入。這次日本足球協會在其印製的亞洲杯宣傳冊上將中國大陸和台灣分別印上不同顏色,也成為足球賽球迷反日的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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