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速勝論V﹒S﹒持久戰論

大陸經濟為何總是大起大落

有數據顯示,大陸社會經濟波動的係數,是日本的二.六倍,韓國的三倍,是前蘇聯的三.四倍,世界平均水準的四.三倍。這些事實表明,大陸經濟增長始終處於不穩定狀態。

ˉ建國四十多年來,中國先後經歷了多次的經濟周期和經濟調整。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性特點之一是:經濟增長率的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周期波動,伴隨而來的是經濟政策的擴張—緊縮(調整)—再擴張—再緊縮(再調整)的反覆變動過程。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既是中國經濟發展最顯著特點之一,也是中國矛盾衝突的根源之一。
ˉ 經濟波動的外部衝擊
ˉ中國社會經濟波動係數大大高於西方國家,也遠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一九六○—一九八九年期間,中國經濟波動係數約為前南斯拉夫、英國和印度的一.八倍、美國的二.二倍、日本的二.六倍,韓國的三倍,前蘇聯的三.四倍,世界平均水平的四.三倍。大量數據和事實表明,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是十分明顯的,經濟增長始終處於很不穩定狀態,這種大幅度、頻繁的周期震盪,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
ˉ中國經濟波動的根源主要來自於外部衝擊。這包括來自經濟擴張期中央政府的「政治動員衝擊」和經濟收縮期中央政府的「政治命令衝擊」。前者是採用擴張政策,後者是採用緊縮政策。之所以稱為「外部衝擊」,因為它們不是經濟因素,而是非經濟因素,主要是政治因素和行政手段,對經濟正常發展具有強烈的衝擊干擾作用。
ˉ「政治動員衝擊」不同於西方國家經濟擴張期的「技術衝擊」(指科技進步、廠商技術創新),屬於非經濟因素,且具有放大響應效應。在信息社會,中央指示精神是人人皆知的,中央的經濟計劃指標就成為省區經濟計劃指標的下限。當中央把經濟增長率指標由六%提高到八至九%,這就使得各省區經濟增長率指標至少要提高到十%以上,相應地市縣經濟增長率指標則會抬得更高。層層加碼、逐級放大。這些經濟行為反映在「投資熱」、「開發區熱」、「房地產熱」、「股票熱」‧‧‧最終表現為「經濟過熱」。
ˉ當經濟增長愈來愈快,中央政府因缺乏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又不能有效使用經濟手段,例如大幅度提高貸款利率控制貨幣需求,抑制經濟過熱。當地方政府以及廠商響應的盲目性,危及全局經濟穩定,中央政府被迫實行經濟緊縮政策。由於這一政策是以政治命令的形式下達的,它比採用市場經濟手段的「自動煞車」機制來得要快,基本採用行政手段的「急煞車」機制,故稱為「政治命令衝擊」,或稱「急煞車衝擊」。
ˉ每次經濟收縮期與歷次中央政府經濟緊縮期政策密切相關。「急煞車衝擊」是導致經濟增長曲線出現轉折點並進入經濟收縮期的直接原因。經濟調整成為中央政府處理各類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危機、金融危機、財政危機以及農業危機)的主要手段。
ˉ急煞車與政治性經濟周期
ˉ隨著壓縮基本建設投資及其規模,嚴格控制信貸發放及其規模等經濟整頓措施出台,經濟增長率在發生轉折之後,迅速下降,進入經濟衰退期。根據動態模擬,由於實行經濟緊縮政策,GNP(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比正常年份下降四.八%,投資增長率則下降十七%。
ˉ「政治動員衝擊」與「政治命令衝擊」,不僅直接導致中國經濟波動而且呈現政治性經濟周期特點。實行促使經濟繁榮的擴張政策,政治動員獲得地方政府、廠商和老百姓的積極響應和一致擁護,導致經濟高漲。但是「經濟過熱」的代價逐漸顯現出來,這包括急劇的通貨膨脹,規模愈來愈大的基本建設等等。中央政府被迫實行經濟緊縮政策,結果經濟衰退。上述非經濟因素的政治衝擊的周期性交換變化直接影響經濟擴張和經濟衰退,形成連續性的經濟波動。
ˉ在西方國家,商業周期是由無數廠商盲目性以及經濟信息不確定性所致,中央政府是經濟增長的「穩定器」。但是在中國,當中央政府的經濟增長指標在高—低之間反覆變化時,國民經濟運行則出現擴張—收縮的周期性變化。這正是中國經濟波動的真實含義。中央政府成為經濟波動的主要衝擊源,各地方政府則放大和加劇經濟波動。
ˉ速勝論與持久戰論
ˉ建國四十多年來,關於如何實現工業化與現代化目標以及用甚麼速度實現這一目標,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速勝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應當開「特別快車」;另一種是持久戰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能夠開快車,但不能開「特別快車」。應當說,急於求成的指導思想長期佔統治地位,為大多數領導人所接受,對中國經濟發展危害最大、影響最烈,糾正最難。急於求成的指導思想突出表現為三個:「過高估計」。過高估計經濟發展形勢、過高提出經濟發展目標和要求、過高估計處理困境與危機的能力。
ˉ中國經濟發展指導方針及其經濟政策是反覆變化的,很少有保持三年以上,構成明顯的政策周期。這反映了領導人發展目標的主觀性與中國國情限制因素的現實性之間的矛盾、衝擊及變化。領導人發展目標的主觀性是指領導人強烈的「趕超」意識和「趕超」目標,即希望中國在相當短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這是因為,第一,作為人口最多國家的領導人,無論哪一屆領導人都意識到,落後意味者挨打,中國應當在世界格局中佔有一席之地,這充分表現了世界大國領導人的歷史責任感;第二,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趕超發達國家是為了充分體現和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第三,作為第一屆新任領導人,在他的任職之內,必須充分表現他的政績。來自外部與內部的壓力,使領導人更容易犯急於求成的毛病。
ˉ急於求成而失敗的原因
ˉ每當我們的日子好過一點,就頭腦發熱、幻想經濟出現奇蹟,實行經濟躍進。每一次發動的脫離國情、超過國力的經濟躍進,又必然會陷入經濟衰退的困境之中,導致經濟重大損失。這已是多次的深刻的歷史教訓。
ˉ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甚麼呢?ˉ一、對中國國情限制因素的現實性缺乏深刻認識。中國發動工業化時間晚,發展起點低、人口眾多、資源相對緊缺、農村人口佔大多數、各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等諸多因素限制,都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將是一個不斷量變的積累進而部分質變的長期歷史過程,不可能企望搞幾次大躍進就能夠迅速改變中國的經濟落後面貌。中國經濟發展必須堅持「持久戰」。
ˉ二、對現代經濟發展的歷史認識不足。經濟史所揭示的最重要的歷史事實是,現代經濟增長是一個漸變的長期歷史過程。據統計,從一八六○年或一八七○年到一九八六年的一百多年間,日本人均GNP平均增長率最高,達到三‧五%;其次是瑞典,為二‧五%;德國和加拿大分別為二‧一%和二‧二%;美國、法國、丹麥為一‧九%;義大利為一‧八%;英國為一‧四%,即使是像日本創造「經濟奇蹟」的國家,也用了一百多年以上的時間才建成了發達國家。同時也表明,只要一個國家不出現內戰內亂和經濟起伏,以一個相對高的增長率持續性增長,就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中國從一九七八—一九九○年期間,人均GNP平均增長率為五‧三%,其增長速度相當高。但是有時我們還嫌慢,只要一有時機,就以各種理由開起「特別快車」,使正常的經濟發展過程由此而越出了軌道。
ˉ三、尚未完成從運用革命戰爭理論「打天下」向運用現代科學理論「治天下」的轉變。現代經濟發展本身是一項極其複雜而龐大的社會實踐和系統工程。這一特點就決定了領導經濟建設,不能單靠政治動員,大搞群眾運動,一哄而上的作法;膽子再大,不等於隨心所欲;思想再解放,不等於胡思亂想;步伐再大,不等於搞大躍進。應當承認的是,在一個經濟落後、人口眾多、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如何發展現代經濟(而不是小農經濟),現代經濟規律(而不是戰爭規律)是甚麼,我們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有時盲目性多於自覺性,片面性多於全面性,主觀性多於客觀性。
ˉ四、制度的嚴重缺陷,現行的決策體制缺乏權力制衡機制與失誤糾錯機制。由於急於求成的指導思想佔統治位,而那些少數不同意見又很難被接受,因而在歷史上曾一度出現過凡是不贊成「經濟躍進」或 「經濟冒進」的主張不是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就是被封為「保守派」。在每一次經濟調整時,領導人又都痛心疾首於急於求成的失誤,決心再也不能白白交付高昂的學費了。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