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搭捷運、大聲吵架，30年老友談你所不知道的侯孝賢

在有限但卻越來越清晰的記憶中，我和侯孝賢吵過兩次架。第一次是在他尚未成為眾人心目中的大師之前，第二次是他已經揚名國際之後。

第一次吵架是為了陳坤厚導演的「小畢的故事」。那是一部由他和陳坤厚等人所創立的萬年青」公司和中央電影公司合作的小成本卻立下大功的電影。為了投資這部電影，侯孝賢賣掉了房子，租了同一幢公寓的另一間房子，陳坤厚則抵押了房子貸款。他們的壓力非常大，抱著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決心，難免有點患得患失。

就為了一個我自作主張的決定，他打電話給我，劈頭就駡，毫不留情。現在回想起來那件小事是我的小疏失，忘記他們也是對等投資者，不只是製作公司，我的決定並沒有尊重他。不過當時心高氣傲的我覺得自己為了這部電影四處奔走，也相當委屈，當下理直氣壯的駡回去。事情過後，在一個餐會中，他舉杯正式向我道歉，「確定」我仍然是他可信賴的朋友。

我曾經跟侯孝賢吵過兩次架：他講義氣、無私，也是個性中人

1982對我們這群30歲上下的人而言，是生命中關鍵的一年，「小畢的故事」和「光陰的故事」開啓了浪漫傳奇的台灣新電影浪潮「故事」。侯孝賢憑著他後來系列作品的藝術成就和扶持同伴的領袖魅力，成為這個「故事」中最重要的主角之一。在風起雲湧的關鍵時刻，他對其他夥伴們情義相挺、慷慨無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正是三段式電影，他帶領萬仁和曾壯祥一起完成的「兒子的大玩偶」，鞏固老舊的中影成為革命基地的地位。

「小畢的故事」之後，侯孝賢陸續在「外面」完成了「風櫃來的人」和「冬冬的假期」，也投資了楊德昌的「青梅竹馬」，票房失利，他在陷入困頓低潮時，我說服他重回他又愛又恨的中影簽下三部電影的合約。他陸續完成我個人最喜歡的電影「童年往事」和「戀戀風塵」。今年五月《紐約時報》的全版文章《認識台灣最偉大的電影人》，就是用這兩部電影的形式風格來描述候孝賢。李屏賓在最近一次和我們學校師生座談時說，他回首自己攝影師生涯，所有經典作品都完成在最困頓絕望之際。 關於侯孝賢的故事，我大概只能說到這裡。1989年我離開中影，也離開電影，他就是在這一年年底拍出了勇奪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的「悲情城市」。

當吳念真從威尼斯打電話向我報喜時，已經遠離戰場的我，正牽著孩子散步，瞬間熱淚盈眶。後來侯孝賢也打了電話給我，講了很久他的心情，他問我有沒有興趣重回電影界，和他一起完成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臺灣1945到1949那段期間的外省族群的故事。因為我們的父母親都是在那個時候來到台灣的，他們的故事早已被人遺忘的。後來作家蔣曉雲開啓這個時代的系列寫作計劃，但我們並沒有繼續談這件事，不過我卻一直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在有生之年，還有機會去完成。

已經忘記第二次的吵架是在什麼時候什麼理由的座談會上。只記得當時的主持人用「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還在浪頭上」來形容氣勢如虹的侯孝賢。為了炒熱現場氣氛，我扮演著小丑角色，說些年輕時和侯孝賢不為人知的笑話，例如當年拍電影時很迷信片名，1980年侯孝賢執導首部電影《就是溜溜的她》大賣後，下一部陳坤厚的電影就用《蹦蹦一串心》，還找我寫了主題曲的歌詞。因為「溜溜」和「蹦蹦」這樣的疊字片名成功了，陳坤厚的下一部電影乾脆取名「俏如彩蝶飛飛飛」。全場哄堂大笑之際，侯孝賢忽然勃然大怒差點掀翻桌子，於是我又和他吵了起來。事後天真的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本名為李幼新，資深影評人）告訴我，他還以爲我們是在開玩笑，在演戲。之後，我們就漸行漸遠了。

他成了台灣最偉大的電影人，也依舊是天天走路、搭㨗運的平凡老百姓

9年前（2011）我主持一個關於電影的節目，製作人一直希望我在最後一集能夠邀請到侯孝賢來上節目做為句點，她認為我們是老朋友，應該可以請得到他。我只好硬著頭皮向別人詢問到他的電話，客氣的留言詢問他的意願。沒有想到他直接打電話給我：「好久不見，沒有問題，我明天晚上有空，我直接去找你。」

那天晚上他的心情真愉快，一口氣講了3小時，只需要半小時的節目拍攝完了，他站在門口又繼續講了1小時。我們的友誼無縫接軌，又回到三十多年前我們初相識，27歲的我第一次當電影編劇，31歲的他正在當副導演，那是個表面蓬勃發展，卻讓人窒息的電影時代。

5年多前侯孝賢拍「聶隱娘」時，指定要李中跟著他一起工作，他常常在我面前豎著大姆指讚美李中。有一天我和候孝賢一起看完某部電影首映會，他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吃宵夜聊天，我說：「我要趕回家照顧孫子。我的兒子把他的兒子交給我，我把我的兒子交給你。」他哈哈大笑，風吹著他的頭髮和夾克，他和年輕時的神采一模一樣，一個依然天天走路、搭乘公車和㨗運的平凡老百姓。

趕回家途中，想起我和他的兩次吵架，其實他根本沒放在心上，也許早忘了。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水都淹到腰了，還在吵什麼吵？跳下去就對了。」

我想把這樣一句話送給喜歡議論卻缺乏行動力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