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史無前例地遭到伊波拉病毒的侵襲,很多人提出,是否該允許未經測試的藥物和疫苗投入使用。因為這種病致死率高達90%——死亡率甚至超過鼠疫,但這項建議引發了複雜的倫理問題,局勢的緊迫性,又不讓人有太多時間考慮。

伊波拉之所以沒有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法或疫苗,是因為傳染性疾病大多非常狡猾。病毒的傳播起源於動物,而動物體就像病原體發展變異的蓄水池,研究人員因此很難跟上傳染病的變化速度。

但另一個原因是,企業對生產疫苗越來越失去興趣。

事實上,今天生產疫苗的企業只有4家,而50年前有26家疫苗生產企業。企業認為生產疫苗的投資回報率較低,製造過程長,導入期更長。

公眾對疫苗的不信任,也促成了疫苗生產的衰退。

20世紀90年代後期反麻疹、腮腺炎疫苗氣氛高漲,2004年紐約醫學科學院一項調查顯示,擔心天花疫苗副作用的民眾,是擔心疾病本身者的兩倍。

天花等疾病逐漸消失,助長了人們的自滿情緒,拒絕接種。疫情爆發時人們迅速改變想法,要求快速完成疫苗生產和流通。這或許是件好事,但這並不現實。

英國製藥公司葛蘭素史克,最近宣佈正和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學院,開展伊波拉疫苗的試驗工作,但還僅僅處在毒理測試臨床試驗I期。因為還要完成兩個階段的試驗,疫苗不會在2015年之前面世。

試驗過程太長,引發了不少的攻擊。

但這樣的批評其實缺乏依據,因為接受試驗的藥物,可能造成嚴重疾病甚至死亡。事實上,I期人體試驗,危險性頗高,在道德上也非常棘手,這意味著必須極度的小心謹慎行事。

2006年,新藥TGN1412的I期試驗,被迫暫停,因為本來健康的受測者,表現出多器官功能衰竭,有些人差點面臨死亡威脅。倫敦學院藥理學家特雷佛·斯馬特認為,很多受試者,可能永遠無法徹底康復。

事實上,世衛組織已經宣佈,可抑制伊波拉的實驗性血清Zmapp,合乎倫理。Zmapp還從未進行過人體試驗,也從未獲得過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的認證。

目前僅有極少量Zmapp存在,就連小規模生產也需要等上幾個月。這使人們在道德上陷入兩難境地:這樣的稀缺資源該分到誰的手裡?

起初的三劑Zmapp,被用於美國醫學傳教士肯特·布蘭特利和南茜·懷特博爾,兩人最終都康復,餘下的一劑,用於治療西班牙神父米格爾·帕哈雷斯,帕哈雷斯現在已經去世。 無論如何,現有的Zmapp資源已經耗盡。

二戰期間,當軍醫被迫配給有限的青黴素時,他們決定優先治療性病患者,因為這些人可以更快地重返戰場。但不少人提出異議,認為在戰鬥中負傷的士兵,更有資格得到藥物。

如果把類似的道德因素,放大伊波拉病毒的例子來看,西方醫務工作者應該有資格得到優先救治,畢竟他們主動去往疫區,救治那些別無選擇的民眾。不過,這樣的爭論要想達成一致的共識,幾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