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聯合政府決定「重新解釋」戰後憲法。

根據草于1946年的該憲法第九條,當日本處於盟軍佔領狀態時,日本放棄「將戰爭作為國家主權、以及將威脅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手段的權利。重新解釋後,日本將能夠在日本人安全受到威脅時,使用武力支持盟國。」

安倍之所以選擇重新解釋,是因為修改憲法,需要獲得日本議會三分之二多數批准。考慮到大部分日本人仍對武力深惡痛絕,想要這樣高比率的贊成票,幾無可能。

重新解釋憲法,可能會導致中國和韓國抗議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由於安倍是前戰犯的外孫,又因為他公開參拜在二戰中為大日本帝國捐軀的士兵,因此中韓的抗議十分合理。

安倍與日本和平主義共識的決裂,是顯而易見的。但日本能夠使用武力的條件十分嚴格,因此軍國主義復辟難於上青天。

但是,安倍的民族主義有一個奇怪的矛盾。憲法規定的和平主義乃是二次大戰後秩序的一部分,並受到絕大部份日本人的支持。與德國不同,日本沒有希特勒和納粹黨,承擔戰時暴行罪責。相反,改革者相信,需要清除的是,植根於帝國崇拜、武士道傳統和極權「封建制度」等的軍國主義形式。1945年以來,日本重建過程有不少令人尊敬之處:民主、婦女選舉權、土地改革、言論自由等。但將動武權從主權權利中剔除,具有一個重要代價:日本的安全幾乎完全交給了美國,這讓日本淪為附庸國地位。正因如此,從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開始,日本民族主義領導人的主要目標,一直是通過修改憲法第九條,恢復日本的完全主權。

這在20世紀50年代末,岸信介出任首相時,根本不可能。

日本人還未做好準備,而岸信介本人也有污點,他在戰時擔任軍需大臣。安倍的夢想,是讓它在現在成為可能。他想恢復被日本的軍事行為毀掉的昔日日本的某些方面,如愛國主義、帝國主義等,甚至重新評價日本的戰爭記錄本身。

因此,他參拜供奉帝國軍士(包括臭名昭著的戰犯)的靖國神社,是出於敬仰。許多亞洲人(包括一些日本人),將此視為新軍國主義信號。安倍希望他的參拜被視為重塑日本作為「正常國家」的國際形象。但安倍的正常化思維,並不為大部分日本人所認同,更不用說其他亞洲人了。

安倍民族主義的矛盾在於,重新解釋憲法的根本原因,是協助美國在東亞的軍事決策。

除了渴望改變,安倍舉動背後的更大原因,是對中國地區主宰力日升的普遍擔心。只消稍稍掃一眼日本媒體,或者看一看日本書店裡,堆積如山的這方面的著作,就可以看出日本人有多麼害怕。

中國實力的增加,確實加大了日本對美國的安全依賴。日本的主要擔憂,是美國不願意冒與中國因為東海領土爭端而開戰的風險。除了中國的崛起,最令人擔心的可能就是美國的衰落了。

日美同盟是對中國的刺激因素,中國希望美國不要插手,從而讓它成為亞洲的主宰者。事實上,中國的態度要比表面上更複雜、更不一致。

中國其實面臨殘酷的選擇。

它要麼繼續保持已經維持了很久的亞洲美式和平,要麼直接面對更加獨立的、擁有核武器的日本。私下裡,許多中國人可能更希望是前者。

這或許是最穩定的解決辦法。事實上,這充滿了危險。

平心而論,美軍的存在,然提供了共存的秩序;但也有可能,將世界最大軍事強國,拖入瑣碎的地區衝突,在1914年後一百年的今天,這一前景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

伊恩·布鲁馬(Ian Buruma)是巴德學院民主、人權和新聞學教授,著有《零年:1945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