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崙、北京與香港

17年前的7月1日，我登上了英國皇家遊艇離開香港。前一天午夜，中國根據「中英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的國際協定（在聯合國制定）收回香港主權。該協定保證香港將在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方針下保持50年不變。法治精神以及多元主義自由精神，包括程序正義以及言論、集會和信仰自由，將繼續作為香港繁榮與穩定的基礎。

光陰荏苒，很快就過去了17年。作為末代港督，這個日子對我個人來說意義重大，對香港人民來說更是如此。7月1日，我出席了在牛津附近的一間鄉間別墅舉行的盛大的貝多芬《費德里奧》（Fidelio）演出。《費德里奧》是貝多芬唯一的歌劇，初寫於1805年（即拿破崙在奧斯特里茨（Austerlitz）獲勝的那一年），重寫於1814年（拿破崙退位的那一年），是對能在各個社會都引起共鳴的基本人類價值——自由和反暴政——的偉大的文化表達。

《費德里奧》的高潮出現在政治犯從地牢中暫時釋放出來時。「哦，天堂！救贖！幸福，」 他們說道，「哦，自由！我們會達到你們嗎？」在他們歌頌自由的同時，落日餘暉讓犯人和牛津郡的觀眾們感到炫目。

自貝多芬完成他的歌劇以來的兩個世紀中，歷史主要圍繞追求自由這一主題展開：反殖民地鬥爭、基本人權運動、抵抗現代集權主義和獨裁政權。總體而言，自由獲得了勝利。但鬥爭並未結束；而是在各個大洲以多種形式繼續開展著。

從中非到象牙海岸到巴基斯坦，酷刑肆虐；在埃及，合法騷擾橫行（不僅僅是針對記者）；在俄羅斯和烏干達，同性戀飽受迫害；在先進國家，人口販賣也禁而不絕；在奈及利亞北部，年輕的女基督徒慘遭綁架。在許多國家，政治異見​議者（就像《費德里奧》中的囚犯）遭到監禁，本應確保法治精神的公開程序蕩然無存。

在大部分民主國家，應該在外交政策中考慮多少人權因素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民主國家常常認為它有權對別國說三道四。有時候是如此，有時候則不是。比如，美國自己在關塔那摩灣（編按：關塔那摩灣羈押中心，是美軍於2002年時所設置的軍事監獄，位於古巴的關塔那摩灣沿岸。根據美方說法，該拘留營內關的都是被俘獲的敵方戰鬥人員，至今該拘留營仍繼續運作。）和其他地方的記錄，就削弱了美國政客在這一主題上的信譽。

另一個問題是「一致性」，不能對不同的國家持兩套標準。但在貿易協定等事務上，這一情形稀鬆平常。

缺少一致性是歐盟在嘗試建立基於價值的外交政策上的一宗罪。比如，歐盟試圖建立地中海地區經濟和政治合作夥伴關係，其中的金融援助和貿易自由化將通過契約聯繫起來，以促進人權和發展民主機構。

這一明智的目標，卻總是因忽視某些國家實際發生的情況，而遭到阻礙。許多人懷疑一些歐盟成員國，一方面在與有虐待囚犯記錄的國家談判雙邊協定，時要求加入人權條款；一方面又秘密幫助恐怖主義嫌犯引渡回這些國家。

我毫不懷疑，推廣自由和人權，有利於民主國家的國家利益。儘管這些價值不可能通過武力強加或如同即溶咖啡那樣製造出來，如果各國能夠更體面地對待自己的公民，世界將變得更和平、更穩定、更繁榮。

這並非一帖打高空的藥方。但依靠現實政治作為外交政策的指南針的歷史記錄相當不堪。現實政治給我們帶來了柬埔寨轟炸和布爾波特大屠殺。

此外，「現實主義」的假設常常非常不可靠。貿易協定常常得不到保障，或必須靠政治屈服來維持。各國以最優價格購買需要的東西，出售可以出售的東西。但是，所有的國際政策，都應該有利於強化各國所堅持的制度和價值。

所有這些把我帶回了今年7月1日。當我欣賞《費德里奧》時，數萬香港人（據組織者稱有數十萬）正在為了自由而遊行。他們想要公正開放的體系選舉政府，希望捍衛讓香港變得如此特殊和成功、成為真正的自由社會的自由和法治精神。

最終，香港人民會得到他們所想要的，即使有中國的反對；最後的勝利永遠屬於自由。中國統治者若能認識​​到這一訴求並非對其國家福祉的威脅，將是一個大進步。但是，目前，作為一個大國和日漸崛起的強國，中國處理經濟事務的手法，似乎比其應對政治挑戰，還來得成熟和可靠一些。

彭定康是英國末代香港總督，前負責對外事務的歐盟委員，現為牛津大學校長。

作者簡介_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