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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的7月1日,我登上了英國皇家遊艇離開香港。前一天午夜,中國根據「中英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的國際協定(在聯合國制定)收回香港主權。該協定保證香港將在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方針下保持50年不變。法治精神以及多元主義自由精神,包括程序正義以及言論、集會和信仰自由,將繼續作為香港繁榮與穩定的基礎。
光陰荏苒,很快就過去了17年。作為末代港督,這個日子對我個人來說意義重大,對香港人民來說更是如此。7月1日,我出席了在牛津附近的一間鄉間別墅舉行的盛大的貝多芬《費德里奧》(Fidelio)演出。《費德里奧》是貝多芬唯一的歌劇,初寫於1805年(即拿破崙在奧斯特里茨(Austerlitz)獲勝的那一年),重寫於1814年(拿破崙退位的那一年),是對能在各個社會都引起共鳴的基本人類價值——自由和反暴政——的偉大的文化表達。
《費德里奧》的高潮出現在政治犯從地牢中暫時釋放出來時。「哦,天堂!救贖!幸福,」 他們說道,「哦,自由!我們會達到你們嗎?」在他們歌頌自由的同時,落日餘暉讓犯人和牛津郡的觀眾們感到炫目。
自貝多芬完成他的歌劇以來的兩個世紀中,歷史主要圍繞追求自由這一主題展開:反殖民地鬥爭、基本人權運動、抵抗現代集權主義和獨裁政權。總體而言,自由獲得了勝利。但鬥爭並未結束;而是在各個大洲以多種形式繼續開展著。
從中非到象牙海岸到巴基斯坦,酷刑肆虐;在埃及,合法騷擾橫行(不僅僅是針對記者);在俄羅斯和烏干達,同性戀飽受迫害;在先進國家,人口販賣也禁而不絕;在奈及利亞北部,年輕的女基督徒慘遭綁架。在許多國家,政治異見議者(就像《費德里奧》中的囚犯)遭到監禁,本應確保法治精神的公開程序蕩然無存。
在大部分民主國家,應該在外交政策中考慮多少人權因素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民主國家常常認為它有權對別國說三道四。有時候是如此,有時候則不是。比如,美國自己在關塔那摩灣(編按:關塔那摩灣羈押中心,是美軍於2002年時所設置的軍事監獄,位於古巴的關塔那摩灣沿岸。根據美方說法,該拘留營內關的都是被俘獲的敵方戰鬥人員,至今該拘留營仍繼續運作。)和其他地方的記錄,就削弱了美國政客在這一主題上的信譽。
另一個問題是「一致性」,不能對不同的國家持兩套標準。但在貿易協定等事務上,這一情形稀鬆平常。
缺少一致性是歐盟在嘗試建立基於價值的外交政策上的一宗罪。比如,歐盟試圖建立地中海地區經濟和政治合作夥伴關係,其中的金融援助和貿易自由化將通過契約聯繫起來,以促進人權和發展民主機構。
這一明智的目標,卻總是因忽視某些國家實際發生的情況,而遭到阻礙。許多人懷疑一些歐盟成員國,一方面在與有虐待囚犯記錄的國家談判雙邊協定,時要求加入人權條款;一方面又秘密幫助恐怖主義嫌犯引渡回這些國家。
我毫不懷疑,推廣自由和人權,有利於民主國家的國家利益。儘管這些價值不可能通過武力強加或如同即溶咖啡那樣製造出來,如果各國能夠更體面地對待自己的公民,世界將變得更和平、更穩定、更繁榮。
這並非一帖打高空的藥方。但依靠現實政治作為外交政策的指南針的歷史記錄相當不堪。現實政治給我們帶來了柬埔寨轟炸和布爾波特大屠殺。
此外,「現實主義」的假設常常非常不可靠。貿易協定常常得不到保障,或必須靠政治屈服來維持。各國以最優價格購買需要的東西,出售可以出售的東西。但是,所有的國際政策,都應該有利於強化各國所堅持的制度和價值。
所有這些把我帶回了今年7月1日。當我欣賞《費德里奧》時,數萬香港人(據組織者稱有數十萬)正在為了自由而遊行。他們想要公正開放的體系選舉政府,希望捍衛讓香港變得如此特殊和成功、成為真正的自由社會的自由和法治精神。
最終,香港人民會得到他們所想要的,即使有中國的反對;最後的勝利永遠屬於自由。中國統治者若能認識到這一訴求並非對其國家福祉的威脅,將是一個大進步。但是,目前,作為一個大國和日漸崛起的強國,中國處理經濟事務的手法,似乎比其應對政治挑戰,還來得成熟和可靠一些。
彭定康是英國末代香港總督,前負責對外事務的歐盟委員,現為牛津大學校長。
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教授到聯合國官員;從中國、新興市場、歐美到中東、阿拉伯世界,全球財經大師開講,深入淺出剖析國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