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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軍事事務大革命正在東亞展開。最新信號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腐敗罪名清算前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將,以及日本重新解釋其憲法第九條,允許日本為盟國提供軍事援助。
儘管地區緊張局勢升級而刺激了這些動作,但中國與鄰國和美國的關係並未惡化到直接衝突的程度。但因為不斷地有新措施推出,導致「中國威脅論」都出爐,這些都需要地區政治領導人(包括中國),應該用更新、更有創造力的方式解決爭端,否則難以避免直接衝突。
總體而言,有三種方式構建國際和平:深化經濟相互依存、推進民主,以及建立國際機構。不幸的是,由於東亞政治領導人在最後一個目標上已經失敗,因此現在已經陷入了與一個世紀前的歐洲十分相似的危險平衡。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所帶來的經濟相互依存,並未產生和平與合作的政治動力。東亞商業領袖一直無法避免外交關係惡化影響自身利益。相反,軍事遊說目前深刻地影響著外交和國防政策——中國以兩位數增長的國防支出和節節攀升的美國東亞地區軍售就是明證。
失敗的原因何在?自康德以來的國際關係理論家都認為,民主國家間很少互相開戰;因此,政治領導人,如美國總統威爾遜,試圖通過推進民主作為擴大和平的途徑。直到最近,美國似乎一直都認為中國加入西方民主陣營能推動和平關係。
但是,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中國對其集權發展模式的信心日益高漲。中國領導人現在日益相信,強調重商主義和國家干預的「北京共識」,已經取代了強調自由貿易和去監管的「華盛頓共識」。
因此,中國與美國的意識形態不相容,決定了它們相對實力的變化難以用和平的方式實現。19世紀末,崛起的美國能夠與衰弱的英國合作,這是因為它們有共同的文化和價值。但是,中國領導人向來懷疑美國,不斷藉著質疑中國人權和政治自由,處心積慮破壞中國的政治穩定。與此同時,習近平的國內政策也讓中國與西方典範漸行漸遠。
這一意識形態的分歧,破壞了東亞的機構建設,導致沒有形成制定原則、規則和決策流程的地區機構。大部分西方國家通過歐安組織和北約等機構而聯繫在一起,但東亞的主要機構——東盟地區論壇太軟弱,無法起到類似的作用,這使得東亞陷入了不受約束的對峙狀態。
目前,美國和東亞領導人採取的措施,無非是口頭支持建立多邊安全機構。除了瀕死的六方會談(旨在消除北韓帶來的核威脅),亞洲大國拒絕受到國際規則或範式的約束。
相反,東亞領導人轉向了現實政治。不幸的是,與塔列朗(Talleyrand)、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麥(Bismarck)和迪斯累利(Disraeli)等創造了持久國際聯盟的19世紀歐洲政治家不同,亞洲缺少願意也能夠讓目光超越狹隘國家利益的領導人。
比如,中國領導人似乎認為2008年經濟危機和兩場海外戰爭的巨大代價,意味著美國已不再能夠行使國際領導力。這或許能夠解釋中國最近的激進外交政策,特別是在釣魚島控制權問題上與日本的爭端,這也許是意在探測美日同盟的堅固程度。
以這種方式試探美國的實力或許是危險的誤判。儘管經濟頹勢盡露,美國仍是軍事超級大國。其對東亞的興趣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正如一個世紀前英國拒絕將海軍霸權拱手讓給德國,美國也不會輕易接受中國對其西太平洋戰略地位的挑戰,特別是考慮到大量東亞國家都要仰仗美國的保護。
中國和美國需要談判。儘管兩國經濟需要互相依存,並且兩國間存在大約90條政府雙邊對話渠道,但這兩個超級大國在東海和南海以及西太平洋利益上陷入了危險的角力。
中日關係尤其令人擔心,日本二十年的經濟停滯和中國二十年的快速增長,加劇了雙方的民族主義。日本早已習慣將安全外包給美國,儘管其經濟規模位居世界第三,但仍沒有發展出其自身的建設性外交願景。安倍披著地區合作外衣的修憲,是否標誌著日本有了新外交願景,還有待觀察。
日本希望承擔更多的維持亞洲安全的責任,這無濟於事,讓日本扮演這一角色或許在戰略和金融上有意義,但也暴露出缺少對政治環境的理解。美國似乎低估了東亞地區對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擔憂。美國可能最終會發現,向日本發放外交委任狀讓自己站在了日本利益的對立面,其後果將是讓日本成為另一個亞洲安全問題,而不是解決辦法的一部分。
亞太領導人必須擺脫自滿情緒。要想開啟地區安全合作機構的建設,就需要嚴肅動作和深刻妥協。否則,近期大熱的「亞洲世紀」帶來的將絕非經濟繁榮與和平,而是懷疑和充滿風險的時代。
尹永寬是前韓國外交和貿易部長,現為首爾國立大學國際關係教授。
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教授到聯合國官員;從中國、新興市場、歐美到中東、阿拉伯世界,全球財經大師開講,深入淺出剖析國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