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當天，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被機場安檢盤查？

北京機場一向人很多，拿了行李，我隨著人潮往大門移動，準備出關。今天隊伍行進比較緩慢，出去時還要檢查行李，以往有時會檢查，但多半時候不會。

快到我的時候，檢查員揮揮手叫左邊一排的人向前走，然後指示站在右邊的人包括我前面兩位男女將行李放在檢查機器上。

我只有一件單人拉式箱子和一個公事包，我前面的人倒是大包小包。奇怪的是，檢查員叫我把箱子打開給他看，卻不再檢查其他人。

其實我心裡早有準備，因為我箱子內有一本厚厚的書，大陸就是有檢查書的習慣，看你是否帶了什麼禁書。來去大陸那麼多年，我當然知道那些書不該帶，也不會帶「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特別是去北京時。

打開箱子，檢查員看見那本書只是一本投資教科書，接著一個用橡皮筋綁的牛皮紙袋吸引了他的注意，這是我開會用的PowerPoint，秘書用斗大的字在上面寫著「xx公司開會資料」。

「這是開會的資料嗎？」

這是什麼問題？！我真的不想回答他，回答「是」會汙辱了我的智慧和尊嚴，回答「不是」則侵犯他的執法權威。

「您就自個兒看吧。」

於是他就把袋子內的英文文件拿出來翻，總共有十本，當然找不出問題。

「把那個也打開」他指著我的小公事包。

我態度良好的照辦，碰到要找碴的人千萬不要和他爭辯。

在出來的車上我反覆地想，為何要挑我？我的行李最輕便，服裝最正式，西裝加領帶頂著三十多度高溫，整個機場可能就我一位，難道我像可疑人士或恐怖分子？

後來我得出一個結論，今天是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二十五周年紀念日，而我看來像一名「知識分子」。我到中國二十年，這是第三次在入境時，因為書籍被要求「詳細」檢查。

第一次是1994年剛到上海時，當時為了增加對「領導」的了解買了一本「朱鎔基傳」，那本書主要在歌頌朱的豐功偉績，機場的人也知道沒問題，但對我說：

「先生，這本書你不能帶進去，我們替你保留，你回去時到我們這裡來拿。」

第二次是北京奧運時，我買了一本英文版國家地理雜誌的中國特輯，封面用特大字體印著CHINA。上海機場的人拿出來翻了又翻，我覺得很好笑，跟他說：

「這是美國著名的國家地理雜誌，不會有問題的。」

「那可不一定，很多外國媒體對我們都有負面不實的報導。」

我只能說很失望，二十年過去了，中國還是沒有進步，不管經濟成長怎麼亮麗，城市建設多麼雄偉，但新聞及文化還是不自由，對於別人的看法不能理性包容，一切講求絕對控制。

中國當然有理由，老美不就是在幹同樣的事嗎？要不是史諾登，我們怎麼知道所有事情都被人監控得一清二楚，「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中國大陸害怕知識分子，但可笑的是，號稱自由民主的台灣卻懼怕中國對信息的掌握。去年「旺中」事件反的是「陸資」對媒體的操縱，最近又有人跳出來反對第二類電信事業開放。所有「反中」的來源是「恐中」，莫須有的恐中，媒體要負很大的責任，平衡報導就不會造成恐懼。

台灣人正逐漸喪失獨立思辨的能力，模糊錯亂的恐中排中，就像老年失智症，總覺得有人要害自己。

舉例來說，台灣宣稱要積極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卻把中國大陸當作威脅，請問為何要將敵人的貨幣做為外匯存底和交易工具呢？台灣人民幣存款近3,000億元，但服貿未過無法透過RQFII管道投資大陸，中資企業也無法來台發行「寶島債」，資金變成一攤死水。

為了鼓勵「外國」企業來台上市，台灣搞了一個F（Foreign）股，結果80%都是台灣公司，最近還禁止「已取得外國身分的中資企業」來台上市，主管機關表示，F股（外國股）是為「台商」回台設計的，不是給「陸企」的。

台灣經濟的困境在於沒有「外國人」想來，我們只是在台灣人的小圈圈打轉。美國不可能到台灣來投資或上市，真正想來台的是大陸人，但即使他們把自己變成外國人，台灣還是盡一切可能將其排除在外。

台灣一定要走出這個自毀的泥沼，正常的和大陸交流。民進黨賴清德訪問上海，蔡英文邀請國台辦主任來台，都是好的開始；謝淑薇和彭帥拿下法網女子雙打冠軍，更是海峽兩岸合作的典範。謝淑薇奪冠絕不是她一個人的功勞，而是和彭帥兩個人共同的credit，這才是重點。

台灣越封閉，力量就越薄弱，人才外流也越嚴重。如果我是馬總統，我會大幅開放，歡迎大陸優秀人才來台工作，在民主的土壤上，呼吸自由的空氣，將台灣好的一面傳回大陸。

台大的高級知識分子表示服貿開放會導致中資滲透來台開美髮院，藉由和阿媽洗頭搏感情、洗腦。為什麼我們不能反向思考，開放大陸一流知識份子來台？是誰洗誰的腦？

發展自由民主，台灣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但仍然是全球華人的希望。

為什麼我愛台灣？除了好山、好水、好米、好人情，還有好自由。

知識是一種力量，有朝一日它會變成千軍萬馬的洪流，改變世界。大陸應該害怕台灣，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作者簡介_黃齊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