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要用幾篇文章才能完成對捷運隨機殺人的倫理探討,但總要有個起頭。就先從下面這個情境開始思考吧。

部份國家的大眾運輸工具會有安檢措施。比如說新加坡,有時安檢人員會挑選旅客進行安檢。他們會請旅客打開行李受檢。

在看到這樣的場景時,你想的是?
「好麻煩喔!」
「最好不要挑到我。」
「他們在幹嘛?」
「把人當恐怖份子?」
「謝謝,辛苦了。」

這些觀點不見得有必然的道德對錯,但能幫助你思考不同情境下的個人道德責任。比如說,在捷運隨機殺人事件中的責任。

因為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台灣人心中對於「責任」的執著又翻上檯面。當然,看重責任沒啥不好,以不夠完善的方法看待責任才是問題之所在。

或許是從小接受道德規約教育的關係,每個台灣人的心中都內建了一套小小的義務論系統。這套系統要求我們尊重特定規約,並對履行或違反規約承擔某種責任。

比如說,你在公車上有位子,你可能就產生某種「責任」,需要讓座給即將上車,不良於行的老人。

這責任又可以微妙的區分為三:對自己的責任(我們有責任讓自己在道德上變得更好),對於行為客體的責任(我們有責任讓那位老人的實際處境變得更好),也包括了對不特定社會大眾的責任(我們有責任讓社會整體變得更好)。

(我這邊的責任劃分與康德的定義不同,請專業倫理學者留意這點。)

「對自己的責任」在論證上比較單純。個人行為的對錯,會對自我人格價值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你有責任為了自己去做好事。

「對行為客體的責任」也沒有太大的論證疑議。我不讓座給某個不良於行的老人,我可能會基於很多理由(包括內心不安、效益計算等等)而覺得對這老人有所虧欠,這就形成了責任的認知。

就算你打算「盧」前兩者的論證,那也不是我的重點,我只是想表示,相對前兩者來說,對不特定社會大眾的責任比較複雜,甚至根本無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