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越南在南海領海主權的爭議引發了越南國內劇烈的排華運動,除了中國企業成為攻擊重點以外,韓國、日本與台灣等亞洲企業也遭受或大或小的負面影響。這次的排華運動除了是越南在政治外交上對中國的抗爭,同時也可以視作是在經濟上對全球化經濟的反動。

越南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呢?其國土面積約為台灣十倍、人口將近一億,其中越族人占超過八成、人均GDP(PPP)約四千美金,同時還具有國土完整、人口密度低、民族性格勤奮等優勢,在新興國家之中是備受注目的明日之星。越南憑藉其多重優勢,近年來逐漸成為主要的世界工廠之一。目前越南外資投資金額排名,日本第一、韓國第二、新加坡第三、台灣第四,再接下去才是中國等其他國家。如果這次勞工暴動只是一場針對「中國」的政治事件,顯然不會演變到如此劇烈,這顯示了越南勞工對外資不滿的長期壓抑才是深刻的遠因。

越南勞工的不滿主要來自兩方面,一個是物質因素,另一個是精神因素。

物質性的因素就是薪資與待遇太差,這跟越南在國際產業鏈的位置有關。台灣應該是最能夠理解越南處境的國家,30年前的台灣毋寧就是現在的越南;代工無非是出賣便宜的勞力為人作嫁,不僅辛苦,同時還得承受很低的毛利率。台灣當時幸運得多,因為當時在製程上還有降低成本的空間。

台灣過去有好日子過,主要是因為還能透過改善製程、擴大經濟規模來降低成本與費用,進一步提高獲利率──台灣在製造業管理方面非常具有優勢,這其實就是一種管理財。然而,當流程改善走到瓶頸、規模經濟開始無效率、台灣人均GDP也拉高到一定水平之後,代工就不再能帶動台灣經濟成長。在此同時,當台灣人已經把代工做到幾乎沒有辦法壓榨出管理財的情況下,接續在後的中國、越南與泰國等代工國,要是沒有極為強勢的礦產、能源、人力、科技、市場規模、或者計畫經濟作後盾,也很難創造出更高的利潤。

過去幾年,中國、泰國與越南等世界工廠國家,紛紛以大幅度調漲最低薪資試圖抵消勞工的不滿,但顯然效果還不夠顯著。許多厭惡資本主義者總喜歡使用「剝削」這個辭彙來描述這種低階勞工匱乏資源現象,但「剝削」必須要在兩個條件下才能成立:第一,勞工原本失去了「既有」的資源;第二,勞工得不到「應得」的資源。

首先提出「剝奪」這個概念的馬克思認為,「剝奪」就是企業主透過控制生產要素所賺取的勞工的剩餘價值。當然,馬克思的概念顯然禁不住檢驗,因為同一群人、同一批生產工具,在不同領導者、不同制度的運作之下,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經濟產出。對於這種經濟產出的差異,我們稱之為管理財。近代反資本主義者的左派經濟論述都知道馬克思的論述充滿漏洞,因此提出了「人權」的概念加以合理化。反資本主義者認為,人皆有人權,同時也有權力透過工作獲得一切足以滿足生活需求的資源,因此政府與資本家有「義務」供給勞工充分的生活資源。

目前這種透過不斷擴大「人權」範疇,企圖達到某些政治目的之現象越來越激烈,彷彿只要揮舞人權大旗、無需經過論辯就得以直接訴諸實踐。當然,我們都希望企業能更重視員工的權益,但用政府強制力想改變企業行為恐怕並不容易。

近日瑞士一場對於最低薪資的公投也可視作這類現象的濫觴──只不過瑞士表決的最低工資高達新台幣13萬6千元。最後瑞士人則以76%的比率否決這項提案,最關鍵的理由之一是:最低薪資將會壓抑瑞士的經濟實力並且拉高失業率。瑞士人知道,在全球化的前提之下,任何單一國家對於企業的開放與限制都會促使企業與資金流動,企業重視的是國與國的相對投資條件,除非有其他因素,否則長期一定會尋求更穩定更有利的生產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