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時任中國國家總理的溫家寶指出「中國經濟存在著巨大問題,依然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的問題。」如今,不平衡狀態依然存在,而中國經濟則太過集中於投資領域並過度依賴於信貸。

當前的中國領導層承諾要建立一個更為均衡的發展模式,並相信市場會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但當某些領域需要更強監管之時,中國官員們不應奢望自由市場會成為金融部門的一劑萬能藥。事實上,中國目前的經濟不平衡狀況,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反映出由信貸市場競爭所產生的危機。

即便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中國的年均投資/GDP比率就達到極高的40%水平,而經濟學家們也在呼籲向經濟成長應該更多的轉型成消費導向。2012年上述比率上升到47%,而工程建設已經占到了全部產值的40%。總信貸量也從相當於GDP的130%飆升到200%,無論是銀行貸款還是「影子銀行」信貸都急劇擴張。

中國和全球經濟都從這一刺激行動中受益,而這也在危險的通縮時期推高了總需求。但這也導致了在重工業,房地產以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大量浪費,為中國留下了壞帳的挑戰。

在許多領域,市場紀律的強化確實在應對失衡狀況的結構性原因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壓低價格的農村土地鼓勵了過度浪費的建設投資。中央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正常所有權關係的缺失,令後者可以只支付最低限度的紅利並且過度投資。銀行存款利率的上限,導致家庭儲蓄者實際上是巨額補貼了企業貸款者。國企也比私企更容易從國有銀行得到貸款。

但日本在1980年代的經驗證明,那種認為金融自由化就能使經濟走向平衡穩定的想法是錯誤的。正如喬·斯蒂維爾(Joe Studwell)在其著作《亞洲是如何運行》中證明的那樣,無論是日本或韓國,都不是通過自由市場的信貸實現經濟奇蹟的,相反,它們是依靠有意將信貸導入工業發展而非房地產或消費實現成功的。

當日本在1980年代放鬆對銀行系統的管制之後,接著就是一場巨大的房地產泡沫以及隨後的經濟破滅,結果就是持續20年的低速增長和通縮。中國的人均收入在1990年僅相當於日本的1/4,如果中國在實現發達國家生活水平出現了類似的挫折,那必將是悲劇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