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當上一次歐洲議會選舉舉行時,歐洲人民似乎全部面臨著相同的威脅。放眼歐洲大陸,政府無不忙於收拾2008年爆發的全球危機帶來的亂局。5年後,在歐洲議會舉行新一輪選舉前夕,局面似乎已經天翻地覆。

2009年,歐洲基本上面臨相同的使命——援助受困銀行、抵抗衰退、遏制失業飆升。

誠然,國與國之間存在差異,但大部分觀察者認為,和共同的挑戰相比,這些差異並不重要。畢竟,歐元區南部的失業只是略高於北部,公債/GDP比率也似乎走在趨同的道路上。

當然,所有人都懷疑希臘公共財政狀況比報告出來的更糟糕,但沒人想到希臘官方數據會與現實相差如此遙遠。

如今,歐元區南部失業率比北部高三倍;債務/GDP比率高50個百分點;南歐公司借貸成本比北歐公司高250個基點。誠然,金融分裂情況有所好轉。但是,與五年前相比,歐元區國家間的差異成為主要因素。這一現象的產生以及應對措施主導了2009年以來的政策討論。

如果歐洲在政治上取得了統一,那麼這一問題也將主導下個月的歐洲議會選舉。某個陣營將會要求北部向南部進行大規模轉移支付,另一個陣營將會強調結構性調整作為創造投資和就業的先決條件,第3個陣營將會提出,政府與其寄望於工作機會找人,不如接受人必須主動尋找工作機會。將會有各種利益的大吵大鬧吸引選民投票。

20世紀30年代,面臨如何應對大蕭條問題的美國就曾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但在歐洲,這些方案幾乎無人討論。相反,主流歐洲政黨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出可能帶來分歧的方案。它們的宣言和宣傳材料往往並不包含當前局勢所要求的緊迫感。

如此謹慎有利於鼓吹極端解決方案的邊緣政黨。它們寄望從選民的憤怒中獲益。

但邊緣政黨並不團結。在北部,它們反對向南部提供金融援助所隱含的風險。在南部,它們反對北部施加的緊縮。這就導致難以達成一致觀點,更不用說統一的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