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的台灣人很悶。半年來接連不斷的社會運動,更是讓整個台灣簡直悶壞了。支持社運者覺得自己的聲音改變不了社會,好悶;反對社運者覺得這個社會好動盪,也好悶。讓大家稍微不悶的好消息是:除了台灣以外,也有其他國家對於政府感到不滿因此起而抗爭,例如紛擾數月的烏克蘭公投以及美國內華達州武力抗爭事件。台灣人──特別是支持抗爭的年輕世代──彷彿找到了好夥伴似地,把這些事件拿來與台灣類比。然而這些類比除了聊以解悶以外,本質是否真的相同?

內華達州於上個月發生劇烈的擁槍民兵抗爭事件,起因為美國聯邦政府強徵邦迪(Cliven Bundy)的放牧地,引發當地牛仔發動武力反擊。對於非極權體制的政府而言,土地徵收是個國家權力與個人權益直接衝突的棘手議題,只要處理不當就可能引來民怨──當然,對於美國這個自由大於一切的國家而言,聯邦政府繞過州政府直接干涉人民權益,自然是無人能夠容忍。讓我們暫且忽略這次徵收事件的背後脈絡(例如該土地是否真的有瀕臨絕種的烏龜或者邦迪長期不納稅)、邦迪帶有種族主義的宣言、以及內華達州從南北戰爭以來的政治立場,這次事件之所以能演變成轟動全美的劇烈抗爭,關鍵字是「槍」。

美國是當前世界上少數允許人民合法持槍的國家,除了美國政府與軍火商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以外,這與獨立戰爭時民兵(militia)的傳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199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有兩名青少年配備槍械與爆炸物潛入校園,槍殺了12名學生以及1名教師,另外有24人身受輕重傷,此即震驚全球的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2002年,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以紀錄片《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尖銳地批判美國政府不肯大刀闊斧禁止人民擁槍,甚至直指美國人民具有一種「槍=安全感」的集體焦慮。

科倫拜事件並非獨立事件,2007年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以及2012年《黑暗騎士:黎明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首映會發生的奧羅拉槍擊事件,都讓許多公益團體、非營利組織、與非政府組織齊聲譴責美國政府不應縱容人民擁槍。美國總統歐巴馬(Obama)雖然多次企圖推動更嚴格的槍枝管制,卻始終未果。

槍,是個人自由與集體秩序的界線;擁槍與反槍,更是對政府角色的辯證。美國是個將「自由」視作核心價值的國家。對於這個國家的人民而言,與其等待政府救援不如靠自己保護自己;即使槍枝泛濫帶來如此多暴力屠殺事件,美國人仍堅信「槍械」只是一種工具,工具本身沒有善惡,因此寧可忍受每年上千上萬起因槍而起的暴力事件,也要捍衛擁槍的權利。在美國發生內華達州民兵以武力對抗政府的同時,台灣則上演多場由人民自主發動的和平抗爭。在台灣,支持抗爭者認為這是一種自由的民主行動,反對抗爭者則認為這是一種破壞法律、擾亂社會和諧的失序行動。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台灣的抗爭?

人民抗爭的本質,是對政府的不信任;然而從這幾次抗爭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台灣人仍希望維持目前的大政府體制。對於抗爭者而言,伸張個人自由與個體意志之後的結論是要「政府替自己解決困境」;對於反抗爭者而言,更期待著一個大有為的政府替自己擺平一切擾亂平穩生活的因素。換言之,不論是支持抗爭者或者反對抗爭者骨子裡都仍期待著一個全能有為的大政府──這跟並不太吃大政府論述、認為私人企業的創新動能才是推動國家前進、人民最終都得靠自己的美國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