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秋節前不久,我回到台北住家,樓下忽然傳來敲門聲。下樓一看,是區幹事來訪,他需要我提供印章,好在一份文件上蓋章,以便請領市府發放的1,500元敬老津貼。我驀然驚覺,原來人生已到黃昏,已經要被「敬老」了!我當下的反應是拒絕,不是拒絕承認年紀,而是覺得「這個經費應該用在更需要的人身上」。沒想到送錢來的地方工作人員顯然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她說:「這樣我們很難處理,何況這是政府給的,你不要白不要,不拿白不拿啊!」對方如是勸我,但我最終還是堅持拒絕。

關上大門,走回房間時,一件遙遠的往事突然自記憶深處浮現。那是1988年,我銜命為亞都麗緻在北美籌設新飯店。當時一方面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一方面也為了孩子還小,不捨得分離,決定全家移居溫哥華。才搬好家不久,熱心的鄰居即提醒,如果在加拿大每年所得低於一個基本額度,就可以替孩子申請「牛奶金」,但這個訊息最後卻被大部分華人解讀為,只要在加拿大沒收入,理所當然可以得到兒童營養補助費,而此項津貼會一直持續每月滙到申請人的戶頭,一直到孩子18歲為止。我當時覺得奇怪又荒謬,左鄰右舍的加拿大鄰居卻都說:「應該申請啊!」這塵封往事提醒了我,不分台灣或加拿大,顯然全世界的政客都一樣,不吝爭取公共資源,以籠絡選民。而許多真正該用、卻欠缺的經費,是否在這些表面上的「討好選民」政策中犧牲了?

培養不被收買的能力

當晚,我難以釋懷。身為公民,對於這類遍地揮灑的「津貼」,我們是否擁有說「不」的權利?或者更貼切的說,我們是否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能夠想到這不應該是「不拿白不拿」,而是我拿到的錢,表面上是縣市首長為了選舉承諾而施捨的善意,實質上卻是國家日漸虧損的預算、下一代無法承受的債務,或是對弱勢更需要的協助,以及國家更重要的政策經費。

面對有限的資源,我們採取何種態度,是一種社會良知,也是我們天天都可能碰到的價值考驗。如果我們評估自身經濟能力不足,接受政府資源協助,理所當然。但往深一層反思,我們是否常在不必要,甚至不應該的情況下,取用不需要的資源?如果奮鬥一生,我們已有能力過充裕的退休生活,還需要以「資深公民」請領敬老金或不當的老農年金嗎?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能自我節制,我們將留給下一代怎樣的未來呢?

過去十年,台灣每年平均新增的債務高達1,853億,如果按照這個速度惡化,2016年的預算即將無法編列,政府財務已在崩潰邊緣。從收入層面來看,政府在稅制設計對資本家太過寬厚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從支出層面來看,太多資源浪費在政客為了籠絡選民,不斷加碼大開支票也是問題所在。2014年和2016年又是選舉年,暫且不論即將參選的政治人物又將開出哪些社福支票,做為選民的我們,是否有能力看穿政治人物媚眾、不擇手段的伎倆,做出理性及對台灣永續生存有利的選擇?這,考驗我們是否具備不被收買的能力。

老農津貼就是標準的選舉收買。從1995年三千元、2004年四千元,每逢選舉不分藍綠共同加碼,到如今每月七千元。監察院調查卻發現,台灣目前實質從事農業的人口大約50餘萬人,但農保投保人數卻多達140萬人。許多人是在65歲以後才「轉職」為農民,為的就是老農津貼以及農保。面對一生辛苦耕作、守家護土的老農,每月發給一萬元都不為過,但以假農民身分請領津貼與修耕補助的投機者,每一塊錢都應該追回國庫。當各種補貼政策吃掉三分之二的農業預算大餅後,還剩多少錢可挹注於台灣的農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