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中國浙江奉化發生了一起住宅大樓倒塌的意外,然而類似意外並非首例,這幾年來在中國早已層出不窮。這些倒塌的大樓屋齡僅有1、20年,建築時間點正值中國市場經濟起飛、政府大量推動集合住宅的1990年代。由於一般性建築的耐久年限約為50年到100年,這些80、90後的年輕大樓如此短命,自然是因為建築品質太低;有些是用泥漿代替水泥,有些則以竹竿代替鋼筋,這些樓房居然能撐20年都已經算是奇蹟了。這樓起樓塌20年的時間,中國人稱之為「質量報復週期」;質量報復周期是一種長期壓抑爾後突然猛爆的人禍,說白話點就是,偷工減料總有一天會報應到自己身上。

這幾年來台灣雖然沒有這種住宅大樓倒塌的災難,卻飽受其他各種層次的質量報復。例如長期忽視食品安全問題,引起一連串食安危機;長期忽視工廠汙染問題,爆發日月光濫排汙水事件;長期忽視醫護人員工時過長問題,帶來了過勞死以及離職潮。三月的太陽花學運更是一次全面性的政治質量報復,一口氣掀開了統獨、全球化、世代衝突以及政府效能問題,逼得平常習慣鄉愿的台灣人民不得不重新檢視「台灣到底怎麼了」。

然而,即使這些事件狠狠賞了全國上下一巴掌,但後續發展卻更讓人擔憂。舉凡食安、汙染、工時問題,我們最終都認為政府應該制訂更嚴格的法規限制之,但更多限制真的就能徹底解決問題嗎?如果沒有更多誘因促使企業跟市場改變動機以及行為,嚴格的限制也不過只是幾行字,終究會把病灶埋得更深。換言之,台灣人往往希望透過短期方案去解決長期問題,這種邏輯無非「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最後的結果就是,短期內只要看到一點點效果大家就以為問題解決了,但事實上這不過又是一次偷工減料,同時醞釀了下一次質量報復。

從宏觀的角度看來,台灣的政治危機,其實是一連串治標不治本方案後的久病不癒。台灣政治品質問題來自於人民政治素質太差以及政府結構設計不良,這兩者的交互作用是種惡性循環,使政界越來越弊病叢生、人民越來越無力無知。台灣政府結構太過龐大,從垂直或者水平看來都有過度節制、權責失衡的弊病,這種充滿不信任感的低度授權設計,直接導致了政府官員效能低落;政府表現得越沒效率、效果,人民就越不信任,人民基於不信任感促使政府朝向「設置更多分權或者監督的單位制衡原有的部門」發展,就更使政府效率低落。

太陽花學運領袖們的訴求,例如先立法後審查或者啟動公民憲政會議,其實都緊扣著「設置更多監督機制」的邏輯。這些訴求並沒有錯,但我們應該反思的是:這些方案到底只能治標抑或同時治本?從更極端的角度來看,非主流的激進派學運提出「革命」,認為要破壞目前的憲法體制與政府組織才能重啟民主政府該有的效能,某種程度上可以視作是一種全面破壞式的治本方案;但我們也可以這麼反問,台灣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感,是只要透過革命就能夠重塑的嗎?甚至是,當台灣人民懷抱著不信任感重新設計政府結構時,會不會創造出一隻權責更破碎、更缺乏激勵機制的無能巨獸?

人民越傾向簡化問題、越傾向尋找萬靈藥,就越會藏匿不斷惡化的本質,總有一天還是會再次爆發。許多人認為,台灣人習慣於追求虛偽和諧並逃避關鍵議題,在這次太陽花學運之後將可望逐漸改善,但我認為大趨勢仍未見改變,勢必會再爆發一、兩場更劇烈的社會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