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神經科學家的研究顯示,殺人兇手的腦結構與正常人不同。如:掌管情緒的邊緣系統(Limbic sytstem)內,前扣帶迴(anterior cingulate)的活化較低與杏仁核(amygdala)較小。前扣帶迴與痛覺、感受痛苦有密切相關,也是負責讓注意力投入負面的內在刺激;此處活化較低,代表行兇時無法感受到他人痛苦、自己也不會有愧疚感。

杏仁核,又名「恐懼中樞」,故名思義,掌管焦慮、驚嚇等負面情緒;此結構較小,代表行兇時依然能冷靜、冷血地進行。邊緣系統的控制力較薄弱,會引起基本的情緒障礙,如,容易斥怒、易冒險、冷血。而另一項發現,掌管「執行控制區」(executive function)的前額葉(prefrontal cortex)活化程度也有明顯的不同,於腦造影中顯示,兇手的於該區的活化程度較低,亦指解決問題的能力比一般人還低。

這麼說來,殺人犯都是天生的?我們只能怪罪基因與生物構造(biological structure)?

犯罪神經科學家,Adrian Raine有不同的見解。投入犯罪科學研究20餘年,一日興起,將自己的腦造影與犯人、正常人(控制組)做比對,赫然發現,自己的腦造影居然與正常人不同,反而與犯人的較相近。為什麼會這樣呢?

耶路撒冷審判

1961年4月1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6年,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庭中,舉行著全球注目的納粹戰犯審判。被告人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被困在玻璃製的審判區,後方有警察隨行,玻璃外也有警察區隔,這麼慎重的將他與法官、目擊證人、受害者區隔,全是因為他使用慘烈的手法消滅猶太人。

國際著名的政治理論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身為出生於德國的猶太人,遭逢驅離、逃亡的經驗,積極的爭取參與此次審判活動,並在《紐約時報》刊載,造成廣大的注意與反彈,日後集結出版《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鄂蘭認為艾希曼雖殘爆,但不是惡魔,是情境下的產物、是小丑。驅於強大的極權體制下、殘暴的環境下,他只會盲從,缺乏思考能力才是他真正的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