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合作的三要素

眼看著中國不斷崛起，東亞地區的人們都不禁思索是否也能在東亞各國之間建立一種歐盟式的和平穩定關係。考慮到東亞各國之間不時上演範圍從南中國海海島歸屬到二戰後遺症等問題的嚴重外交衝突，這個夢想似乎有點不切實際。

但隨著各國民族主義情緒以及軍費的不斷高漲，取得各方共識下的穩定已成為了該區域最為緊迫的問題。 那麼這一點又能否實現呢？

要達此自由國際關係有三個要素：政治民主化，更深層的經濟互相依賴，並建立使各國得以通過多邊方式處理相關事務的機構。 正如德國哲學家康德很久之前所說，民主國家一般都不願互相攻伐，因此應該推動民主以實現和平。

長期以來，對民主的追求一直深植於美國外交政策中。 而歐洲國家從1945年至今都將民主作為歐洲一體化的核心要素。 但就在目前來說，東亞地區政治體制的多樣性使得這一民主共識極難達成。

另一方面，東亞國家間的經濟相互依賴度正不斷加深。經濟學之父 亞當史密斯曾說自由貿易將為所有參與者帶來好處，而30年來東亞人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恰恰證明了這一點。 有鑑於此，當今的區域性政策制定者也都不願意用敵意行為破壞這一進程。

在1997~1998年亞洲經濟危機後，經濟上的互惠互利為東亞帶來了新的動力。 但美中，美日和中日之間在去年爆發的多場衝突使許多人不禁懷疑：或許僅靠經濟互相依賴無法完全實現區域穩定關係。

而實現和平的第三個方法，所謂制度化的國際關係，是希望通過一個長期設立的系統來規範各國行為，並以此實現秩序（以及和平），避免類似於諸侯爭霸的政治局面。

這種想法促使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國家聯盟（國聯），也推動了另一位美國總統小羅斯福在二戰後成立聯合國並創建布雷頓森林體系。

同樣，歐洲各國也認可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所訂立的各項規範條例，並隨時準備接受相關條例的監管。事實上，歐盟也是歐洲國家之間長期不斷強化共同規範後的成果。

相比之下，東亞各國在國土面積，發展程度和政治經濟架構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 東亞政策制定者們也自知無從改變鄰國的政治制度，也無法在短期內以官方手段加深各國之間的經濟依存度。

因此該區域的政策制定者們很自然地將目光轉向了制度化組織，而該議題也在新生的區域組織中進行了熱烈討論，其中包括東盟+3、東亞共同體、東亞集團，亞太經合組織以及亞太共同體等。

但這過程後來卻變得泛政治化，被各大勢力之間的幕後惡鬥所左右。事實上，東亞似乎缺少像莫內（Jean Monnet）和前法國外長舒曼（Robert Schuman）這樣的歐盟設計師，他們既有遠見又有所需的政治支持，去創建一個在這個變動時代實現區域和平的框架。

因此如今東亞人應當對區域事務制度化方面抱有謹慎務實的態度。 與其花精力去嘗試建立大規模機構去覆蓋整個區域，不如著手創建規模更小且專注於特定事務的相關組織。

比如說，向區域經濟合作成功邁進的第一步就是在1997~1998年危機後達成的清邁國際貨幣互換協議。同樣，關於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雖然至今未能取得重大成果，但依然是協同應對這一問題的唯一有效機制。

日本福島核事故則可能催生另一個專職監管該事故以及核安全的區域性機構。 對於日本的鄰國來說，國際原子能組織的作用是不夠的，而各國目前極度的憂慮更加有助於建立這樣一個區域性機制。

而即將於5月21~22日在東京舉行的韓中日三國峰會將把核安全作為中心議題，並為創立一個更緊密區域合作的機構做準備。

鑑於目前已經有88座核電站在這三個國家投入運行，這一動議顯然非常重要的。 試想假如有另一座核電廠也發生福島那樣的事故的話，我們該如何應對？ 此外，朝鮮如今正在脫離國際監管的情況下，在寧邊運作核設施。 有位朝鮮叛逃者的妻子曾作為科學家在寧邊核設施工作了20年，據她所述，該設施的安全標準相當鬆懈，危險程度極高。

總的來說，只有通過建立一系列野心更小，範圍較窄，並以功能為導向的機構才能為一個區域和平框架的構建提供所需動力。 畢竟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奠基於二戰後歐洲煤鋼共同體的歐盟，也是通過每一小步的積累而最終實現一體化的。 

作者簡介_尹永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