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在倫敦經濟學院一次針對全球金融危機的討論中,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一句「為什麼沒人能預見這場災難?」的提問難倒了滿屋子的金融大鱷。這個問題此後就一直困擾著經濟學家,因為在危機爆發前那個所謂的「黃金時代」,人們已經逐漸意識到我們不僅忽略了失敗可能的後果、而且也忽略了「成功」真正的代價。

在很多人看來,貪婪為那個時代蒙上了陰影,在GDP快速成長的同時,收入和幸福的差距卻不斷拉大。

德國、法國、英國和美國的領導人似乎明白這一點,因為他們呼籲用新的、更全面的政策目標來取代國內產值。我們的確能夠設立這樣的目標。事實上,一群經濟學家(包括我本人在內)在一份由列格坦研究所委託編制的報告中得出結論,儘管表面看來可能失於主觀,實際我們卻可以穩定地衡量「幸福感」——或對生活的滿意程度。我們把衡量結果在國際上進行比較,並以此為據去制定政策。把「變得幸福」這個目標付諸實現,是各國政府的任務,有幾項關鍵見解應該當做追求幸福目標的前提和基礎。

首先,政府應當更加重視「穩定」,即使這樣意味著要犧牲一些產出。正如肯尼思·羅格夫和卡門·萊因哈特已經表明的那樣,金融危機因為恢復緩慢而要付出昂貴的代價。

但對幸福的研究能夠讓人更清晰地認識到:即便我們能從經濟暴跌中復甦,也需要付出太過昂貴的代價。周而復始的繁榮蕭條循環摧毀了幸福感,GDP下降對幸福感的打擊比同等的反向GDP增長要高得多。

其次,幸福感和GDP不一樣,它更多由貧困而非富裕階層的收入成長來推動。這也解釋了富裕的歐洲經濟體為什麼在公共財政領域往往自然而然就更加穩定。但歐洲區國家缺乏(財富)再分配機制,顯然加劇了最近這次危機所造成的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