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的苦日子才剛要開始

二○一三年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大概就屬十一月份時中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所做的決策了。會中保證，市場應被賦予帶領中國經濟的「決定性」角色。由於中國是目前全球僅次於歐盟的最大出口國，貢獻成長逾半，因此，北京方面做出任何決策，對世界經濟造成的影響力已經超過柏林、布魯塞爾或華盛頓特區。

但是，就在中國對外採取自由市場和改革開放，使它在過去三十年取得令人驚豔的經濟進步之際，這國家現在的收入水準，也來到一個「問題不再是『市場太小』」的程度；恰恰相反，中國如今面臨的關鍵問題非常需要政府發揮更強的角色。

比方說空氣與水污染問題，唯有靠更正式的官方干預，層級拉高至中央與地方政府，才可能應付得來。當局目前將解決此問題列為當務之急。無庸置疑，中國擁有足夠資源可以這麼做，就像它創造了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基地。中國向霧霾污染和水污染宣戰，相當於拿國力下賭注：它能動用多少國內大量儲蓄挹注那些針對污染防治設備所做的必要投資？

中國領導人面臨的兩難在於，做更多污染防治與基礎建設，可以滿足需要；但若想要改變國家經濟成長模式，即從依賴投資與出口的模式，轉型為依賴消費，這個目標卻會因此更難以達成。在今天，更多消費只會進一步讓污染問題加劇。因此，經濟再平衡一事，可能會礙於尚有更急切的環境投資需要而被迫延緩。

經濟上還有其他領域，也需要政府多加照顧，舉凡電信、天然氣、電力和水利等網狀系統的產業，若單單任由市場力量運作，將會逐漸形成壟斷或寡占。運作良好的經濟之所以能實現更高水準的福祉，並不是因為這些單位受到較少監督，而是透過更有效管理來預防企業聯合壟斷行為，這麼做也就保護了消費者。

類似的推論也適用於國營企業部門的改革。問題的關鍵不是在所有權歸公或歸私的形式，而是必須確保這些企業都能遵循市場原則，並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運作。

歐洲經驗足以證明此言不假。回顧一九五七年，《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建立共同市場，雖然當時經濟有太多部門（煤業和鋼鐵業中的大部分，在許多國家還有銀行業）都掌握在國家手上，但並沒有區隔國營與民營企業，《羅馬條約》反而確立內部市場規則，阻止政府提供不公平的好處給國營企業。

對歐洲來說，國家不得提供補助，因此改變整個局面，因為這迫使國營企業在條件相同的競技場上經營，因而變得和國內、國外競爭對手一樣重視效率。

隨著國內政客不再利用國營企業實現個人目的，大多數成員國便決定，不妨也讓一些國營企業走上民營化道路。當然，縮小國營企業部門曠日費時，但這道過程的方向絕對不用懷疑，因為國營企業的國內、外競爭者對於歐盟委員會大力監督國家補助，自然會提供強烈的政治支持。

中國亦然，今天的關鍵議題就在國營企業運作的規則。有別於大規模的民營化，更好的做法或許是限制國家補助；如果發生國家補助扭曲市場競爭時，還能提供法律資源，協助競爭者獲得賠償。

引發最多關注的領域是金融業，也不無道理。在大部分的已開發國家裡，投資金額占國內生產毛額（GDP）不會超過一五％，而中國則占了近乎四五％。金融市場對中國的重要性因而高過它對美國或歐洲的重要性許多。有明確跡象顯示，在中國，投資所產生的生產力已經開始快速下降。

中國所規畫的利率自由化金融改革，恐怕無法對付這個問題。理論上，貸款利率高，應有助減少投資過度。但是，在一個備受政府許多保證（通常是隱性）的制度之下，有意願而且有能力付出更高成本貸款的企業，往往不是最有效率的企業。貸款利率自由化，可能只會讓一些有政府擔保的企業在價格上贏過那些小型而有效率的企業，嚴重加劇資本錯置。這意味著，除非國營企業的預算也須受嚴格限制，否則金融自由化會很危險。

全球經濟成長最有力的引擎，並非只是需要「更多市場」那麼簡單，而是得要有更強大的監督架構，以確保市場能發揮最高效率，實現最大社會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