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大概就屬十一月份時中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所做的決策了。會中保證,市場應被賦予帶領中國經濟的「決定性」角色。由於中國是目前全球僅次於歐盟的最大出口國,貢獻成長逾半,因此,北京方面做出任何決策,對世界經濟造成的影響力已經超過柏林、布魯塞爾或華盛頓特區。

但是,就在中國對外採取自由市場和改革開放,使它在過去三十年取得令人驚豔的經濟進步之際,這國家現在的收入水準,也來到一個「問題不再是『市場太小』」的程度;恰恰相反,中國如今面臨的關鍵問題非常需要政府發揮更強的角色。

比方說空氣與水污染問題,唯有靠更正式的官方干預,層級拉高至中央與地方政府,才可能應付得來。當局目前將解決此問題列為當務之急。無庸置疑,中國擁有足夠資源可以這麼做,就像它創造了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基地。中國向霧霾污染和水污染宣戰,相當於拿國力下賭注:它能動用多少國內大量儲蓄挹注那些針對污染防治設備所做的必要投資?

中國領導人面臨的兩難在於,做更多污染防治與基礎建設,可以滿足需要;但若想要改變國家經濟成長模式,即從依賴投資與出口的模式,轉型為依賴消費,這個目標卻會因此更難以達成。在今天,更多消費只會進一步讓污染問題加劇。因此,經濟再平衡一事,可能會礙於尚有更急切的環境投資需要而被迫延緩。

經濟上還有其他領域,也需要政府多加照顧,舉凡電信、天然氣、電力和水利等網狀系統的產業,若單單任由市場力量運作,將會逐漸形成壟斷或寡占。運作良好的經濟之所以能實現更高水準的福祉,並不是因為這些單位受到較少監督,而是透過更有效管理來預防企業聯合壟斷行為,這麼做也就保護了消費者。

類似的推論也適用於國營企業部門的改革。問題的關鍵不是在所有權歸公或歸私的形式,而是必須確保這些企業都能遵循市場原則,並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