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連在台灣教育體制下,一路踩著別人占用社會資源進台大念到畢業的你我,都還選擇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那台灣真的是沒一個能打的。」

最近幾篇「年輕人」系列的文章在網路上不斷流傳,大概只要是20、30歲的人都會讀過。引發強烈論戰的是陳文茜的〈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接著是柏克希爾哈薩維的〈年輕人,國家沒對不起你,是你對不起自己〉。這兩篇文章真正有趣之處不只是論述,更是兩位作者出生的年代。

戰後嬰兒潮一代的55歲的陳文茜滿懷歉意以及人道關懷的角度對著現在20、30幾歲的年輕人說:「對不起,你們這輩買不起房子是我們這輩造成的結果。」然後30歲出頭的柏克希爾哈薩維則對著跟自己同年紀的人說:「奮起吧年輕人,說到底我們就是得不斷努力。」我們幾乎可以想像陳文茜像是個流著淚的媽媽對著兒子說:「都是我的錯,是我沒讓你過好日子!」然後兒子則態度堅定地吼回去:「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要替自己負責!」這麼灑狗血的一場戲碼,難道還不有趣嗎?

多數人從思想的角度來區分這兩篇文章,前者是社會主義、後者是自由主義。陳文茜從世代正義的角度出發,企圖證明高房價是一種「全球經濟大崩壞後,政府無能且失靈的產物」;而柏克希爾哈薩維則從一種美國式的努力論出發,推論「這世界其實很不公平也很公平,因為有太多不公平的優勢存在著,但是很公平的是,只要你爬的上去,你也可以享受這些優勢」。再此之後,陳方隅則以一篇〈羅賓漢悖論:國家到底有沒有對不起年輕人?〉,認為「我們並不處在一個有努力就會有收獲的社會」,將議題從房價徹底拉開,把論述的高度提升到「社會不流動」──而這又回到了傾向社會主義的一方。

關於房價議題,我在去年的〈再忍一下!台北市房價5年內崩盤〉中用一種整合性的方式論述台北市不合理房價中的理性與不理性成因──就各種評估方式來說,台北市的房價都不算合理,但確實有些合乎理性的因素在促發這件事情產生。雖然政府關於稅率、銀行放款額度都有相當多誤判,但要說台北市房價都是邪惡的政府跟貪婪的建商一手促成也不完全合理。

換個角度想,1980年代,證券業一片大好的榮景且是今日的房地產業可以相匹敵?而房地產當時經歷十幾年沉浮又有誰關注?如果要用陳文茜跟陳方隅的邏輯來看,那麼當時的股市明顯不合理的高漲似乎也要歸因於政府很邪惡、券商很貪婪;繼續採用這個邏輯來看,現在證券業一片死寂、房地產日正當中,是否表示這二十年間證券業者突然良心悔悟變得一點都不想賺錢、房地產業者則從溫良恭儉讓的善人逐漸劣化成罪人?這顯然完全不合理。用一種道德的觀點來論述一個巨大趨勢的變化,不僅犯了過度簡化的毛病,甚至根本只是在找出氣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