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飛鵬在近期一篇社論「為企業主說句公道話」中提出一個外在因素觀點,強調台灣企業主並非「道德」上劣於外國企業主,台灣勞工的窘境跟台灣在國際產業鏈上的地位有關。

的確,台灣近幾年來遇到的失業率與薪資停滯問題都並非獨現於台灣,而台灣媒體擅用少數幾家特別重視員工福利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跨國企業來概括所有國外企業也完全是一種選擇性偏差(selection bias)。事實上,多數國外企業之所以能提供高薪絕非因為他們的企業主比較有「良心」,而是基於成本、利潤、企業發展與產業競爭優勢的考量;假設目前全世界市值最高的蘋果(Apple)給員工高薪是一種道德行為,那麼又該如何解釋蘋果對其供應商之苛刻?

我同意何飛鵬的情境論,也同意台灣企業主在道德上並沒有顯著低於外國人的證據──然而,台灣企業主確實缺乏創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創業家精神是一種「人定勝天」的精神,不管環境多麼惡劣都要披荊斬棘、勇往直前的強大信念。世界其他各國的環境同樣困苦,但只有能在困苦環境中還能成就不凡成就者才是真正的企業家。換言之,何飛鵬談的是「時勢造英雄」,但真正的領袖卻能「英雄造時勢」。外在情境因素與內在個人特質永遠不斷互相交互作用,無法分割。

那麼,國家呢?

我始終相信人類社會制度發展是一個個體得以自由解放但社群又能維持一定秩序的過程。過去的世界依靠神話與信仰建構,世俗的政治領導者往往與宗教相契,同時制定出許多有形的律法或者無形的道德彼此箝制,讓每個人的生命如同擁有固定位置的原子,有致序地錯落於一個金屬般的堅硬結構中。時間過去,我們依然擁有法律、道德、神話與信仰,但我們不再相信世界只有一種樣貌、社會只有一種結構,更不用說我們不再相信我們的領導者是為神的替身稱之皇帝。於是我們發明了民主,人民作主、人人皆王。

「民主」是一種將政治權力分散於每一位人民的制度。用最粗淺的角度看來,二十年前第一任民選總統李登輝所喊出的「人民做頭家」正是民主的原始概念,讓人民決定政府的組成。我們理解自我是構成國家的重要元素,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有能力與權力影響政府未來的走向。我們領導自己,我們就是自己以及國家的領袖。在民主政治中,不論一個國家如何冷靜如何瘋狂如何燦爛如何墮落,長期看來都反應了人民的真實的想法──即使每一個個體從不自覺,人民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種集體人格(collective personality)。

用這個角度來看,「台灣人」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在道德與智力上並不特別高或者低,勤奮務實,雖然稍微多愁善感、不夠理性,但整體而言仍算討喜。台灣在自然環境上的限制不小,山多平原少、缺乏自然資源,但同時具有經濟地理位置的優勢,適合發展貿易。嚴格說來,台灣的內、外在因素放諸全球比較並不特好但也不特壞,擁有今日的經濟地位的確堪稱奇蹟。但為什麼半世紀前台灣能創造經濟奇蹟,至今卻陷入困挫?外在因素改變例如:中國崛起、全球貿易版圖改變、世界逐漸走向知識經濟時代,但這些因素同時衝擊著各國,並非只有台灣。台灣真正的困境在於內在因素改變,也就是過去強烈的創業家精神幾乎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