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哥」事件》到底誰該讓座？別把道德要求無限上綱！

手機出現錄影功能後，人們隨手就可以錄下周遭當時的影像。不過，有許多是社會上平常不過的小事，被錄下影像，上傳放在youtube等視頻平台後，新聞再加以報導，就變成了大事：上周的「珍珠哥」，以行李占據博愛座位子、用珍珠奶茶的粉圓怒擲出面勸阻的老伯，而莫名奇妙的名噪一時，「珍珠哥」還被搜尋起底、丟了工作。

不過，這邊所要說的，不是自以為是的鄉民正義，也不是「珍珠哥」一時魯莽的行為、卻遭逢這種待遇是否過度，而是總是觸動台灣人神經的「博愛座」。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時，都會看到博愛座，從它的英文「Priority Seat」，更能突顯它的涵義：這個座位「優先」讓給某群人坐，而這群人大概是長者、孕婦、小孩或是行動不便的人。

大致上來說，充滿人情味的台灣人，是樂於讓坐的。這是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人們起身讓座的身影，或是即使車廂內有多麼擁擠，卻總是有幾個顏色和其他座位不一樣的空位。公車司機往往在尖峰時段更顯熱情，打開麥克風對著擁擠的人們說：有一位孕婦小姐上車了，請讓座，然後孕婦小姐連忙搖頭連稱不好意思，對著起身的人點頭致謝。

正是這樣的溫情，有人不讓座時，旁人總也感到義憤填膺：經常發生的畫面是，若有年輕人占著博愛座不讓，會有長者等斥責「坐博愛座是我的權利」，而其他頗有義氣的乘客經常就會出聲幫忙斥責；若是該位年輕人還是不讓座，旁人就會隨手拿起手機拍下爭執的畫面，很快的這個畫面就會在網路上流傳，甚至還會上了新聞。

讓座，誰的權利和誰的義務？

博愛座的「適格」當事人─老弱婦孺，有沒有權利請求讓座？彷彿鏡子的兩面，權利的映照乃是義務，但是權利的產生是有原由的，一來是依據法律的規定，二來是按照當事人間的約定，就是契約。

遍查現行法律的規定，僅要求公共運輸或大眾交通工具上，應設置博愛座，該等座位應優先讓予「老弱婦孺」，而看不到任何的法律或法規命令，給予「老弱婦孺」權利，以優先於其他人坐在博愛座。

而運送契約，則界定了乘客與公共運輸或大眾交通工具間的法律關係。我們依照公車或捷運等大眾交通運輸公司訂下的票價購票、上車，駕駛員載我們到達我們要到的目的地，然後我們下車，契約的「主給付義務」完成。

也就是說，乘客有權利請求駕駛員駕車載我們到目的地，但也有買票義務。相反的，大眾交通運輸公司透過駕駛員，有權利要求乘客買票，但也有義務將乘客載到目的地。權利義務相互映照，成了運送契約法律關係當中，最重要也最核心的內容。

縱使規範這個短暫法律關係的運送契約條款，可能也包含了希望旅客能配合的乘車規範，諸如搭車時「請握穩扶桿」、「勿緊靠車門站立」，或是「請讓座老弱婦孺」等等，但這些不會影響大眾交通運輸公司與乘客之間的「主給付義務」─沒有讓座，還是沒有緊握扶手，駕駛員不會趕你下車，但是你沒有買票，就算不趕你下車，也會叫你補票。而這樣的條款，更不會使得萍水相逢的乘客，彼此之間產生任何的法律關係。

所以，博愛座的適格當事人，有什麼權利要求坐在博愛座上「不適格」的人、甚至喝斥他要讓座呢？顯然，優先於他人坐在博愛座上，並不是權利。而稱「我有權優先坐在博愛座」上，恐怕是一個道德無限上綱的情況了。

作者並非認為不應該讓座，而是認為：讓座不過是道德的層次，也應該僅停留在道德的層次。讓座的舉動，無疑是體諒年事已高、行動不便、擔憂懷帶著小生命而恐無法臨時應變車況的孕婦，所為自動自發的人道關懷，而不是法律，也不該法律化。

如果法律明文化以「逼迫」所有的乘客，讓座以提供這樣的關懷，應如何界定讓座的標準，否則有違平等原則？（例如讓座予老人，老人的年齡標準是多少？65歲以上？為什麼不是64或66歲以上？）誰來監督讓座與否、或是如何監督，仰賴忙著開車的駕駛員一個個去執行？如果一個年輕人在車上忽然身體嚴重不適，他有沒有資格坐在博愛座上？只有坐在博愛座上的人需要讓座，那坐在其他位子的乘客需不需要這麼做呢？老人、孕婦、小孩、行動不便者，其間誰有優先坐下的權利呢？

立法與否本是配合社會文化政策上的考量，但法貴在可行，若界定上產生了相當困難，或是在執行成本極高難以履行，使得縱有法律條款亦是空談的情形下，是否有必要將此善良的舉動強諸立法並施予法律效果？同樣乘車，大家就有同樣權利可以坐在任何一個位子上；而就讓座這件事，讓我們仍應回歸到道德上的訴求本質：積極的宣傳、鼓勵和感謝對於讓座予他人這樣美德的乘客。

作者簡介_柯宜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