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濟在去年11月時警告說,「捍衛市場完全自治的意識形態」,正在導致不平等性的快速擴大。他說得對嗎?

從一個角度看,方濟顯然是錯誤的:從許多現像來看,國家間的不平等性在下降。比如,中國普通家庭收入,就在追趕美國普通家庭(儘管仍有很大差距)。

但這樣的例子並不能證明,國家內部不平等性擴大的問題不重要。中國和美國都是非常不平等的社會,並且在變得越來越不平等。

在美國,收入分佈兩端的數字都令人震驚。最底層四分之一的美國家庭,在過去25年中的實際(經通脹調整的)收入幾乎沒有增長。他們不再能夠共用國家成長的果實。但是,同期最頂層1%美國人的實際收入幾乎翻了3倍,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達到了20%,這是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

在許多新興國家,高速經濟增長至少在某種程度,提高了幾乎所有人的生活水準,但富人和超級富人所占比重在顯著增長。一旦這些國家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收入水準、增長下降到典型富裕國家水準,它們的未來可能將和美國的今天差不多。

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底層四分之一收入,為什麼停滯不前。來自收入更低的中國工人的競爭,拉低了美國的工資,但技術變遷,可能是更為根本的因素,也是影響到所有國家的因素。

技術變遷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我們變得更富有,是因為我們學會了如何用更少的雇員保持和增加產出,也是因為創新,創造出了新產品和新服務。成功的新技術,總是會造成一些部門的就業損失,但其他部門的新職位,會抵消這一影響。比如,拖拉機毀掉了數百萬農業工作崗位,但拖拉機、卡車和汽車製造商,又創造了幾百萬個新工作。

但新技術略有不同,其經濟後果也具有本質不同。數位新技術,比電機時代的技術,具有更大的破壞性分配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