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經濟體需求不振,正在影響亞洲和拉美大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增長,許多人指出,新興國家迎頭趕上的時代,已經走向了結束。大錯特錯!

正如我此前所指出的,新興國家實際平均收入向發達國家靠攏的趨勢,可能會一直持續到21世紀的20年代。

這一過程始於20世紀的80年代,勢頭一直不減,只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略有衰退。靠攏的速度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及稍後有所加快:2008—2012年,人均收入增長率的總體平均差異,擴大到四個百分點以上,而20年前為兩個百分點。隨著發達經濟體的復甦(不管其勢頭多麼虛弱),增長差異可能再度縮小,也許會回到兩個百分點的水準,但仍以相當穩定的速度。

照此看,這決非新興市場「派對結束」。在過去的這個夏天,柏南克暗示可能「逐漸收縮」量化寬鬆政策,這在幾個較脆弱的新興市場引起了「迷你危機」,從而導致一些人迫不及待地放出了「派對結束」論。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經濟趨同過程,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趕超」增長。新興市場發展了進口和適應技術所需要的制度和技能基礎,比自主開發新技術容易得多。

趕超過程也存在於國家內部,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農村活動,轉向高生產率的城市活動,各部門的低生產率企業,紛紛模仿更先進的國內同行。此外,在過去幾10年中,技術的轉移和擴散,也增加了外國直接投資,帶來了知識普及及技術革命,也增加了貿易,推進了金融市場全球化。

這些因素對於所有新興國家都適用。那麼,為什麼拉美經濟學家,對未來增長表示悲觀,而大部分亞洲經濟學家,儘管也承認需要進一步的結構性改革,但都堅信亞洲將繼續以較快的速度,與先進國家靠攏?

除了適用於所有國家的全球因素,快速趕超增長,還需要對實物和人力資本進行充分的投資。新製造技術和新產品或產品改良,往往包含在新機器和新技能中。2000—2013年,中國GDP中有43%被用於投資。新興亞洲(不含中國但包括印度)的同期水準,是28%,而拉美的投資比例,只有21%。

光是這一點就可以解釋獨樹一幟的中國、新興亞洲和拉美之間的差異。技能和教育的品質,無法用一個簡單的數字來衡量,但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拉美在技能積累方面,也落後于大部分亞洲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