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這四個「C」，你的創業致富夢就實現一半

如今，被公認為經濟能繼續成長的前提，就是要「創新」。不管是顛覆性的變化，還是只是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的改進，創新的結果都能刺激經濟的長期生產率。不但發達經濟體需要創新，新興市場也需要；而且，後者從簡單照抄發達經濟體發展模式所獲得的回報，已經越來越低，儘管所有國家都需要創新，同一套實驗方法卻不是所有市場都適用。

哈佛商學院的克里斯汀森（Clayton Christensen）提出了三種讓企業——最終是經濟——變得更強大的「廣義」創新形式。

第一，將現有的產品以漸進式的方法改良，更細分現有市場，以獲得更強的競爭力。第二，開創市場上沒有過的產品，換句話說，就是開創一個新的市場，例如SONY的Walkman或蘋果的iPhone。第三，開發顛覆性的產品，如電力、汽車，或是網際網路搜尋引擎，這些產品帶來的是一個全新的「時代」。

政府面臨的挑戰，是設計出一個方法，去激勵更多企業和個人參與創新。這方面的大量研究受哈佛商學院的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的影響，以「集群研究」為主導，通常聚焦於改善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內部地區的生產率。結果，在過去二十年中，決策者的注意力從試圖理解所謂的亞洲小龍，轉向了複製矽谷、波士頓的128路線（Route 128）、台灣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韓國的大田科學城和以色列的矽溪（Silicon Wadi）等成功集群。

但是，這些集群通常具有難以在別處複製的特徵。在很多人看來，矽谷的成就是獨特的文化遺產而非政府政策的產物（儘管政府間接地支持了矽谷最成功的新興企業）。

幸運的是，還有第三條路。歐洲、亞洲、中東和其他既無國家支持、也沒有獨特創造性商業文化地區的大量成功創新，證明了這條道路的可行性。

例如，Skype成立於愛沙尼亞，Rovio公司的「憤怒鳥」遊戲出自芬蘭；TomTom全球定位導航系統是在荷蘭開發出來的；另一家導航系統Navigon和音樂下載服務SoundCloud都是德國製造；阿拉伯互聯網提供商Maktoob，和充滿活力的動畫教育公司Rubicon都坐落於約旦；Infosys和Wipro則是印度無數技術創業成功案例的兩個代表。

在對這些案例的研究中，INSEAD的創新和政策項目（Innovation and Policy Initiative）認為有四個「C」支持著技術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成本（cost）、便利性（convenience）、品質（caliber）和創新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成功取決於企業在一國或多個市場中結合這四大因素的能力。

比如，岑斯特羅姆（Niklas Zennström）和弗里斯（Janus Friis）分別離開了他們的家鄉瑞典和丹麥，來到成本低、人才多的愛沙尼亞創立了Skype。兩個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富於創新性破壞思維的腦袋，與愛沙尼亞的低成本、創業友好環境結合在一起。

SoundCloud的瑞典創始人裡容（Alexander Ljung）和瓦爾佛斯（Eric Wahlforss）認為他們在相對便宜又位於歐洲地下音樂界中心的柏林創業更好。類似地，創立Maktoob（現為雅虎所有）的托坎（Samih Toukan）和考瑞（Hussam Khoury）得以將約旦在創新人才方面的比較優勢，與杜拜基礎設施和商業網絡的價廉物美和便利性結合在一起。

有時，一個或多個因素的巨大好處具有決定性。芬蘭基礎設施、勞動力和國內網絡的品質壓倒了Rovio的芬蘭創始人對該國高成本和不方便地理位置的顧慮，因此他們決定在祖國創業。

但是，越來越多的創新型創業將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發現，它們可以將部分或全部資產或業務遷到乙地，來規避甲地的約束。政府的挑戰是改善流動性較差的創新因素——成本、品質和便利性——從而吸引、留住和激勵自由流動的資本和最具創造力的人才。

薩米·馬赫羅姆（Sami Mahroum）是INSEAD創新和政策學術主管。

作者簡介_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