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總統是「精英」領導？看看新加坡就知道，差遠了！

二十多年前，新加坡政治領袖提出了「亞洲價值」的思想，稱自由民主不適合該地區，這掀起了一場關於人權是否具有普世性的重要爭論。但這些討論大多忽視了新加坡領袖提出的另一個創新性思想：他們認為，現代政治制度應該由精英控制。

精英政治——領袖應該以德和才當作標準——是中國和西方政治理論和實踐的核心。政治思想家——從孔子和柏拉圖到詹姆斯·麥迪遜和約翰·密爾——都認同應該選出最有能力在各種問題上做出合乎道德的明智判斷的領袖的策略。

但這類爭論在20世紀就停止了，部分是因為它們挑戰了民主的普世性。民主要求只有人民才能選擇他們的領袖；應該由選民來判斷候選人是否合適。儘管自由民主賦予（比如）行政和司法職位上的專家以權力，但他們永遠必須對民主選出的領袖負責（最好是間接負責）。

但是，在新加坡，精英政治仍然是核心問題，該國領袖仍然宣揚，「最有資格」當領袖的人才能成為候選人，儘管這樣做意味著限制民主程序。為了贏得支持，他們通常必須訴諸於儒家傳統。總理李顯龍解釋說，在孔子豐富的思想中，有一個仍與新加坡有關，那就是「君子治國，治國者有責任為人民做好事，並獲得人民的信任和尊重。」

1965年獲得獨立後，新加坡領導人帶來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長，獲得人民的信任和尊重。但是，在過去幾年中，新加坡公眾對政治領袖的信任迅速降低，迫使政府採取了更佳取悅於民的立場。

新加坡領導人仍認為，精英官員應該高瞻遠矚而不糾結於選舉週期，但他們也承認增進平等、擴大政治參與的必要性。在這方面，他們放鬆了對政治言論的管制，也不再對反對者實施嚴厲報復。

此外，為了減少收入不平等、增強社會流動性，新加坡政府增加了在社會經濟上處於劣勢者和中產階級的福利，包括投資教育、降低醫療成本。這一新方針被稱為「仁慈的精英治國」（compassionatemeritocracy） 。

新加坡的精英治國論在國外鮮有迴響，這主要是因為它不代表普世理想。相反，新加坡領導人總是強調，對於這個人口少、資源基礎薄、潛在敵人環伺的微型城市之國來說，確保能力最強者發號施令的必要性尤其緊迫。

儘管如此，他們的行為體現了一種信念——新加坡的精英政治模式應該影響其他國家，特別是有儒家傳統的國家。從這個角度講，新加坡與中國的密切關係極有利於精英政治的傳播。

20世紀90年代以來，數千中國官員前往新加坡學習經驗。儘管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無法照搬到中國這樣的大國，但它構成了一種模式，有助於促進中國當前的政治精英化運動。事實上，在新加坡榜樣的引導下，中國發展出一套複雜而全面的政治領袖遴選晉升制度，包括幾十年的歷練和官員生涯各階段的一系列考試。

這些按精英要求選出的領袖領導了一場經濟繁榮，讓數億人走出了貧困。但是，與此同時，腐敗、不平等、環境破壞、官員腐敗和鎮壓政治異見和宗教壓迫等問題也出現了惡化。

為了扭轉這一趨勢，中國需要實施以監督監督權力濫用的民主改革。中國還需要進一步發展精英政治制度：政府官員應該以德和才為標準，而不是根據政治忠誠度、財富或家庭背景。官員不應該僅僅因為在GDP成長方面的貢獻得到獎勵，還應該考慮在減少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和促進政府關懷方面的成績。在這方面，新加坡的仁慈精英治國製可以提供有用的借鑒。

全球實力平衡正在快速變化，中國不可以再用西方自由民主標準去判斷。作為中國政治傳統核心的精英政治，幾乎肯定將成為評估中國發展的參照點之一。

20世紀90年代初，無人預測到中國經濟能在20年內成為世界第二。或許又一個20年後，人們會探討中國式精英政治如何成為西方式民主的替代道路。

丹尼爾·貝爾（Daniel A. Bell）是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問教授。李晨陽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本評論改編自他們的著作《民主的東亞挑戰：可比環境下的精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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