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途，就看薄熙來大審最後結果

最近，對薄熙來的庭審突顯出當代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某些黨和政府官員的腐敗和權力濫用。倒台前，薄熙來是政治局委員、重慶（有3000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市委書記，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的潛在人選之一。

薄熙來的庭審發生在中國的關鍵時刻。在中國，每年有數百萬農村人口湧向城市尋找工作；但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正在減速。隨著來自其他低成本國家的競爭日益激烈，中國進入了成長緩慢期，這一改變將日益明顯和具有破壞性。

經濟成功的中國有著某種穩定作用，為地緣政治貢獻建設性力量；而遇到嚴重經濟問題的中國則會適得其反，且中國是全球首個既是發展中經濟體、又同時是強國的案例，當它遇到嚴重經濟問題時，將導致系統性風險。

中國的製造裝配線是全球眾多產品供應鏈的一環。此外，中國是美國國債最大的持有者，也持有巨量歐元，極有可能馬上成為美國最大貿易夥伴，同時也是許多歐洲和亞洲經濟體的貿易夥伴。

研究表明，強力推行產權和穩定、可預計、非沒收性的稅收和監管制度是長期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中國改革的關鍵，也是中國人民最希望看到的，是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的「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政府」——即合理法律約束下的公平治理，而不是一小撮人的禁臠。事實上，財政部長樓繼偉的話也響應了亞當斯：「資源應該通過價格和市場而不是政府官員配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打擊腐敗是當務之急，一定要「老虎」和「蒼蠅」一起打，否則在今年早些時候讓他成為新一代領導人的平穩交接班可能無法再現。事實上，如果中國想和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台灣等經濟體那樣，擺脫阻撓了無數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的「中產階級陷阱」，打擊腐敗就有根本重要性。這才是習近平打擊腐敗運動的真正要害之處，而不是許多官員行為的放任恣睢。

中國未來的繁榮，需要限制政府官員的行政自由裁量權，減少國有企業的權力和補貼，通過發展獨立司法強化法治精神。但這些改革意味著激烈的文化改變。一些官員利用可觀的自由裁量權發放執照和許可、簽訂合同，從中中飽私囊。薄熙來之妻所積累的財富（利用代理人，特別是親屬是腐敗官員的慣用伎倆，全世界都是如此）突顯出關係深厚者所能獲得的機會。許多中國人對此已習以為常，並據此行動。

平心而論，貪汙在每個國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更普遍；資源富裕國（如石油國家）和中央計劃經濟體（如共產國家），比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更普遍。個人和企業把用於獲得政府垂青的時間和資源若，拿去用於在生產商品和服務，將有大得多的價值。

中國歷史上不乏成功的反腐思想先例，比如明朝和現代香港。在明朝，地方官必須來自其他省份，且調動頻繁。為了保護中國央行不受地方政治壓力，1990年代改革主義前總理朱鎔基在我和其他人的建議下重組了中國人民銀行的地方機構，採取了類似於美國聯準會的地區銀行製度。

1970年代末的香港貪污橫行，如果你家著火了，必須賄賂消防隊才能讓他們救火！這帶來了獨立的反腐機構「廉政公署」，專門從事對公私腐敗的調查和起訴。香港通過大赦、提薪和要求官員披露財務狀況有效地抑制了腐敗、改善了政府。

中國的現任領導人應該仔細研究這些先例。真正獨立的司法需要時間才能建立，但部分法官可以由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官員任命和支薪，並直接向中央政府報告。此外，與明朝一樣，法官和其他官員可以每隔幾年調動一次。

類似地，與香港一樣，中國可以實施大赦（罪大惡極除外），但需以財務揭露和對「來源不明的財產」課以罰款為條件。接著可以將法官和政府官員的薪酬提高到具有競爭力的水平，降低繼續貪汙的動機——特別是當官員必須定期上交財務揭露報告、隱瞞訊息將受到懲罰時。

我們希望，當前中國人要求公開懲治腐敗的願望是一個預兆，將促使新領導人採取真正的反腐改革。在美國和大部分發達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獨立司法、政府官員財務揭露和其他獨立機構是限制和預防腐敗的關鍵。中國需要以遠比某些政治既得利益精英感到舒服的速度這些吸取教訓。

邁克爾‧波斯金（Michael J. Boskin）是史丹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1989～1993年任老布西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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