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融危機看核電危機

那些被用來形容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詞彙—地震，海嘯，熔毀，黑天鵝以及放射性擴散—如今又以它們的真實含義捲土重來了。事實上金融危機與本次福島核電站危機至少有四點是類似的：

●「黑天鵝」的比喻意味著在一個複雜系統中準確評估風險的困難性；
●事實證明監管者沒有能力去預測和防止這類危機；
●本質上，「放射性擴散」的影響很可能是跨國界的；
●由某些公司錯誤行為所導致的成本在某種程度上將由全社會來承擔。

當然，日本本次遭遇的9.0級大地震是一個極為例外的事件，這個事件發生的概率是如此之小，以至於無法用基於有限歷史資料的模型來進行全面評估。而這些發生概率極低但又影響極大的事件—即所謂「尾部風險」（tail risks）—也是金融危機的核心問題。

金融危機的其中一個成因就是金融機構的欲望：它們傾向於選擇或者（在某些案例中）創造一些在平時能獲得更高回報但卻會在意外中造成極大損失的金融產品，而那些位處地震帶上的老舊核電站也有類似的支付結構（payoff structure）。

此外，無論是金融還是核電的風險模型似乎都未能正確意識到多種風險之間的彼此聯繫。

當金融機構嘗試用捆綁次級貸款的方式來減低風險的時候，福島核電站的冷卻系統也能夠分別應付停電，地震或是海嘯災害。但在這兩個例子中，眾多事故卻連鎖爆發，而這一聯合反應引發了巨大災難。

核反應爐和金融體系的「熔毀」都可能導致「放射性擴散」。在本次日本事件中臨近各國之所以未被大規模波及，主要是有賴於風向以及缺乏陸地邊界的因素。但在歐洲大陸，許多核反應爐距離別國領土都不足100英里（161公里），可見一場發生在歐洲的核事故極可能造成跨國界的影響。

但正如金融監管一樣，歐盟境內的核監管，即使有歐洲原子能委員會的條約，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各國內部事務。同時考慮到核能對歐洲各國重要性的差異，想在核監管方面達成一致共識是相當困難的。

例如法國將繼續在核發電能力方面保持獨立，因為法國絕大部分的電力都是由核電提供的。相反義大利可能會尋求實現一個零核風險環境，因為該國本身並不生產核電，電都是從其國土附近100英里內的各國核電站（其中法國6座，斯洛伐尼亞和瑞士各一座）買來的。

正如英國為了本國金融部門的利益一直阻撓歐洲金融市場規則的一體化進程，法國也不會讓自己的核電站服從那些質疑核電的鄰國所制定的核監管政策。

當前日本危機與金融危機的另外一個相似點，就是錯誤的風險評估主要是因為社會整體利益和個體成本的不均衡分配所導致的，而這一點在人們實施更有效風險緩解措施時顯得更為明顯。

雷曼兄弟和東京電力公司都在他們願意承受的風險不出現時增加了盈利。只要不出問題，企業就能日進斗金。但當危機襲來，熔毀所導致的成本卻超出了公司的資產總值，結果只能由社會承擔。

這其實是一種結構性失誤，反映出對可能造成巨額社會損失的複雜私人活動的應對無力。人們也早已意識到了這一點，也是我們為何對大多數類似系統實施監管的原因。

但在日本核危機和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監管者卻都無法防止風險的爆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並未要求各大投資銀行預備更多資本或者叫停相關風險性操作。日本的核監管部門也未能強制實施更嚴格的安全規章。

造成這一監管失敗的原因很多，包括無法獲取並查驗所有相關資料，在實施更嚴格監管方面所遇到的政治阻撓，以及用模型評估尾部風險方面的困難。

結果國家政策，私人部門的自我監察，以及監管機構的監管三者似乎都不足以防止大災難的發生，只能在低事故或然率下過一天算一天。但問題是，我們對此究竟應當做些什麼呢？

在金融方面，最合理的方式莫過於確保風險的始作俑者承擔其導致的成本。如果每個核電站都必須為自身可能對社會（包括國內外）所造成的風險投保的話，它就將面對自身行為的真正經濟風險。

在理想狀態下，對單一核電站的保險費將與那些可能或不可能受影響的因素掛鉤，比如核電站所在地的人口密度或者當地民眾對風險的厭惡程度。

此外，風險評估必須與單一核電站的風險因素，比如是否位於地震帶，二次防洩露措施，備用安全機制等相連結。比如說那些位於人口稠密區的低安全標準核電站將需要支付更高額保費，而這將迫使核電企業自動淘汰那些風險程度最高的核電站。

但執行這一方案是相當困難的。首先要準確評估某座核電站的風險幾乎是不可能的。其二，這一方案可能會為某幾個國家的某幾家核電企業帶來巨大成本。因此這些國家都會盡力維護本國企業，以便它們能逃脫支付自身社會風險的責任。

類似的結果也在試圖在歐洲或者全球範圍內建立銀行保險基金，以防下次金融危機的動議上反映了出來。但在這兩起事件中，理想的保險無論如何都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基準，以指導各國選擇合適的政策並付諸實施。

有兩種措施可邁向此一標準：首先，一個不是參照其運作時間，而是考慮其風險狀況（計劃性的計算此風險）的核電站淘汰機制。

其二，引入強制的跨國核事故保險機制。在這樣一個方案下，1986年的蘇聯將被 要求負擔受車諾比事故影響的歐洲農民和各國醫療系統所付出的成本。

實施這些改進無疑會異常艱難。但就跟金融部門所發生的一切同理，有時危機就是改革之母。

本文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刊登。

作者簡介_紮赫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