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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總理頂住了來自南歐的壓力,對歐元債券說「不」。對市場來說,這是個令人失望的結果,但對那些需要浴火重生的國家來說,除了努力堅持渡過債務紀律階段、告別寬鬆預算約束之外,別無他法。
就算如此,歐洲受困經濟體的投資者也已經獲得了足夠的補償。7月21日,歐元區領導人決定允許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回購舊債,唯一限制是不能超過EFSF的資金實力,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歐元債券。而歐洲央行也將繼續無約束地實施援助政策,具體方式是向歐元區受困成員國發放貸款並購買它們的國債。
然而,南歐正在大力鼓吹完整的歐元債券轉換計畫,以消除市場所要求它們與德國的利率溢價。這簡直是不可理喻,因為利率趨同一開始便是這些國家加入歐元區的初衷。它們的這一願望在大約十年的時間裏,即從1997年到2007年期間,一直是實現的。
對義大利來說,利率趨同使得其中期債務利息負擔減少了相當於GDP的6%的數量。這一數量本足以償付義大利15年內的所有國民債務。然而,義大利選擇了濫用這一利率優勢。如今,其債務-GDP比率高達120%,與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加入歐元區時相當。
如今,息差再度升高,這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歐元債券的呼聲也應運而生。受困國希望,有了其他國家對債務償還作擔保,低利率時代會再度降臨。
但由誰來提供擔保?法國和德國的債務/GDP比率也大大高於80%,雖然比義大利好一點,但遠高於西班牙。將債務集合起來並不能讓債務消失。所有人和所有國家都必須償付各自的債務,沒有其他路可以走。
順便說一句,當前的利率焦慮有一些被誇大了。像義大利和西班牙這樣的國家,今天所需要支付的利息只有1995年歐元區內部換算率推出前的一半;與此同時,它們與德國的息差也只是當時的三分之二。沒有跡象表明市場正在失效或是高估國家間的信譽差距。
利差的存在是必須的,可以用來平衡歐元區內部的資本流。在引入歐元之前,資本流受到匯率不確定性的束縛。這使歐洲免於出現過大的外部失衡。如今,匯率風險不復存在,基於債務國信用等級差異的利差,就成了唯一的預防過度資本流及因此導致外部失衡的手段。如果投資者能夠獲得不加限制的保護,其持有的債券沒有損失之虞,那麼資本就會繼續毫無阻礙地在歐元區的各個角落流來流去,加劇不平衡現象。
多年來,義大利都無視馬斯垂克條約(即歐洲聯盟條約)所規定的債務上限。如今利率稍有上升,反倒終於讓義大利政府即刻實施了緊縮計畫,而且獲得了所有黨派的一致批准。做了一件大事的是市場,而不是政治規定的債務上限;歐元債券的引入將抵消這一約束功能。
相同的道理也適用於歐盟援助計畫和歐洲央行的干預,只是程度略有不及。2008到2009年的衰退期間,這些措施還頗有些道理,但如今,這些措施根本不利於生產力發展,因為他們破壞了市場的控制功能。
即使在今天,進入金融危機已經4年之久了,我們仍然看不到價值高估的南歐週邊國家,開始進行削減工資和物價實現實際貶值。可是,這正是降低依賴外國信用的先決條件。
援助計畫延長了危機,因為它們是在試圖將資產價格維持在高於市場均衡的水準,這產生了一種單邊下跌風險,只有大規模紓困基金才能穩住。這讓人想起了固定利率大行其道時代,央行在將匯率穩定在市場均衡水準以上,其結果與今日別無二致,就是加劇了市場動盪。
歐洲是時候面對現實,開始真正的艱難調整過程了,這才能真正幫助歐元區實現再平衡。歐元債券是一劑麻藥,能夠減輕受困國當前的痛苦,但是,它並不能治癒根本的毛病。因此,受困國——以及整個歐元區——將陷入比以前嚴重得多的病態。
漢斯-維爾納·辛恩(Hans-Werner Sinn)是慕尼黑大學經濟學和公共財政學教授,Ifo研究所主席。
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教授到聯合國官員;從中國、新興市場、歐美到中東、阿拉伯世界,全球財經大師開講,深入淺出剖析國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