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死母親、出賣哥哥！他拚死逃離北韓，只為想吃一口肉

最初的記憶是關於處決。

他與他母親走到靠近大同江的一處麥田，守衛已經聚集了數千名犯人。大批群眾讓男孩感到興奮，他從大人的兩腿之間爬到前排，看見守衛將一個人綁在一根木柱上。

申仁根當時只有四歲，年紀太小，還聽不懂處決之前的談話。為了怕犯人咒罵執行處決的國家，守衛將卵石塞入犯人嘴裡，然後用頭罩蓋住他的頭。

首次目睹處決時，申仁根看著三名守衛瞄準目標就各開三槍。槍聲嚇壞了男孩，讓他不自覺往後傾倒。他趕忙站起來，及時看到守衛鬆開一個軟趴趴、血跡斑斑的屍體。然後，守衛以一條毯子裹住屍體，並拖到一輛推車上。

十四號勞改營是為北韓的政治敵人設立的監獄，除非進行處決，否則不允許兩名以上的囚犯聚集在一起，處決時人人必須到場參觀。勞改營以公開殺人（以及此舉所帶來的恐懼），作為一種機會教育。

申仁根在勞改營的守衛是他的老師，也是他的培育者。他們揀選了他的父母，並教導他凡違反勞改營規則者，都應該受死。在他學校附近的山坡上貼著一個標語：嚴守紀律。男孩默記了勞改營的十條規則，後來他稱這些規則為「十誡」。至今他仍然能夠背出這些規則，而第一條規則就是：「任何逃離者被逮到時，將立即被槍決」。

距離首次目睹處決後十年，他回到相同的田野。守衛再度聚集一大群人，再度將一根木頭敲入地裡，搭建一座臨時絞刑架。

這一回，申仁根坐在一輛守衛所駕駛的車子的後座抵達現場。他戴上手銬，一塊破布做成的遮眼布蒙住他的眼睛。他那同樣戴上手銬、被蒙住雙眼的父親坐在他身旁。

他們在十四號勞改營的地下監獄關了八個月，現在已經獲得釋放，而釋放的一個條件，就是在一些文件上簽名，答應絕不討論他們在地下監獄的遭遇。

在那座監獄中的監獄，守衛曾試圖以嚴刑拷打讓申仁根和他的父親認罪。他們想了解他的母親和唯一的哥哥，如何計畫一次失敗的逃亡。守衛脫掉申仁根的衣服，在他的腳踝及手腕綁上繩索，將他掛在天花板的一個掛鉤上。他們用烈火刑求，當烈焰開始燒傷他的肉時，他昏了過去。

但是，他並不認罪，因為無罪可認。他沒有和母親與哥哥共謀逃亡。他相信打從他在勞改營出生的那一刻起，守衛就教導他的一件事：他絕對逃不出去，而且他必須檢舉那些談論逃離勞改營的人，申仁根甚至作夢也沒有想過外面的生活樣貌。

守衛從來沒有教導他，所有北韓學童所學過的事：美國人是圖謀入侵並羞辱祖國的「混蛋」，而南韓是這個美國主子的「婊子」。北韓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北韓那些勇敢而傑出的領袖，受到全世界的尊崇。的確，他對於南韓、中國或美國的生活一無所知。

和其他同胞不一樣，他不是在無所不在的金正日照片中長大的（他們稱他為「親愛領袖」），也不曾見過金正日的父親金日成的照片或雕像。金日成是創建北韓的「偉大領袖」，儘管他已於1994年過世，但他仍然是北韓「永遠的主席」。

雖然申仁根分量不夠，不必接受洗腦，但是，守衛曾要求他檢舉家人和同學。結果他得到食物作為獎賞，並且和守衛一起毆打被他出賣的同學，他的同學後來在背後說盡壞話，最後也將他痛毆一頓。

當一位守衛除去他的蒙眼布，看到群眾、木柱和絞刑架，他相信自己就要被處決了。沒有人將卵石塞入他的嘴裡，他的手銬也被拿走了。一名守衛帶他去到群眾前面，他和他的父親將成為旁觀者。

守衛先將一名中年婦人拉到絞刑架前，再將一名年輕人綁在木頭之上。他們是申仁根的母親和哥哥。

一名守衛拉緊套在他母親脖子上的套索。她想要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的眼睛望向別處。當她在繩索末端不再抽動時，三名守衛便開始朝申仁根的哥哥開槍—每個人三槍。

看著他們死去時，申仁根鬆了一口氣，因為被處決的人不是他。他惱怒媽媽和哥哥計畫逃亡。雖然有十五年時間，他不願向任何人承認，但是他知道，是他一手促成了他們的死亡。

不曾聽過的愛

母親被絞死九年後，申仁根用蠕動的身子穿過電圍籬，越過雪地逃離勞改營。那是在2005年1月1日，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一個出生在北韓政治監獄勞改營的人，曾經成功逃離這些勞改營。就我們所知，至今申仁根仍然是唯一逃離北韓勞改營的人。

當時他23歲，在電圍籬以外，他沒有任何熟人。

一個月之內，他步行進入中國；兩年之內，他住在南韓。而四年後，他住在南加州，成為美國人權團體「自由北韓」的一名資深特使。

現在，他的名字是申東赫。抵達南韓後，他就改了名字，想要將自己重新塑造成一個自由人。他的整體健康狀況極佳，然而在他的身體裡，我們可以追蹤到他在勞改營成長期間所吃過的種種苦頭，雖然北韓政府堅決否認這些勞改營的存在。

營養不良阻礙了他的正常發育，造成他身材瘦小，身高約只有168公分，體重大約也只有54公斤。因為從小做苦工，他的手臂有著不自然的彎曲。接受酷刑時，火在他的下背部和臀部留下燒傷的痕跡。而將他固定在火燄上方的掛鉤，在他恥骨上的皮膚留下刺痕。獨自被監禁時，將他倒掛的鐐銬，則在腳踝留下疤痕。他右手中指第一個指關節以上的部位已被砍斷，那是一名守衛給他的懲罰，因為他在勞改營的成衣工廠摔壞了一台縫紉機。帶刺的電圍籬終究無法將他留在十四號勞改營，當他爬過那道圍籬，他的小腿受到傷害，布滿疤痕。

申東赫一出生就是一個奴工，在高壓電帶刺圍籬後長大，從勞改營的學校接受基本的閱讀和算術教育。政府認為他的叔叔和伯伯犯了罪，使得他的血統受到污染，所以他必須受到法律約束。對他而言，沒有什麼事是可能的。國家為他規劃的生涯就是做苦工，以及長期挨餓、生病，然後早死。而這一切都是在沒有控告、審理或上訴的情況下祕密進行的。

集中營的倖存故事有一個傳統情節。部隊將主角從一個溫暖的家庭，從一個舒適的家偷偷帶走。為了生存，這個人會背棄道德原則，壓抑對別人的感覺，不再是一個文明人。

這類故事中最有名的，或許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利．維瑟爾的《夜》。在這個故事裡，13歲的敘述者描述了他和家人被推入前往納粹集中營的火車之前，他們如何過著正常生活，並藉著這些描述來解釋他所承受的煎熬。維瑟爾每日研讀塔木德經，他的父親擁有一家店，而且是他們位於羅馬尼亞村內的監督人，他的祖父總是來他家慶祝猶太人節日。但是，他全部的家人最後都死於集中營，他「孤孤單單地被遺棄在一個沒有上帝、沒有人、沒有愛或憐憫的世界裡。」

申東赫有不一樣的倖存故事。

他的母親毆打他，而他視她為食物競爭者。守衛一年讓他的父親和母親同睡五晚，這位父親對他不聞不問。他的哥哥是一個陌生人，但他也無法信賴勞改營那些滿口髒話的孩子們。在他學習其他一切之前，他先學會靠著告發每一個人而存活下來。

愛、憐憫和家人是沒有意義的字眼。上帝不是消失了，也不是死了。申東赫根本就沒有聽說過祂。

和集中營的倖存者不一樣，申東赫不是被帶離文明生活，然後被迫下地獄。他在地獄出生和長大，他接受那地方的價值觀，也把那裡當成他的家。

申東赫坦承，在勞改營裡，當他的老師因為在一位六歲同學的口袋裡發現五粒玉米，而將她活活打死時，他「沒有去多想這件事」。

他說他逃離十四號勞改營的動機並不崇高，他並非渴望自由或政治權力，他只是想吃肉。

冷漠的南韓

我56歲，是《華盛頓郵報》駐東北亞的記者。我第一次見到申東赫是我們在2008年冬天一起用午餐時。

「我不想批評這個國家，」我們見面的第一天，申東赫告訴我：「但我會說，在南韓的總人口中，對北韓真正有興趣的，只有百分之零點零零一。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容許他們思考邊界以外的事。那裡沒有他們要的東西。」

申東赫誇大了南韓對於北韓的冷漠，但是他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南韓在這方面的遲鈍令該國和國際的人權團體感到困惑不解。儘管排山倒海而來的證據顯示，北韓勞改營內的暴行持續著，但這很少喚起南韓大眾的關注。就如韓國律師協會所說的：「南韓人公開擁護友愛，自己卻陷入冷漠泥沼，真是令人百思不解。」

當李明博在2007年當選為南韓總統，只有百分之三的選民認為，北韓是南韓主要的關注對象。他們告訴民意調查機構，他們最關心的，是賺更多的錢。

談到賺錢，北韓只會浪費他們的時間。南韓經濟比北韓經濟強38倍，而南韓國際貿易額是北韓國際貿易額的224倍。

然而，北韓時而爆發的好戰精神並沒有引發南韓的憤怒，在2010年尤其是如此。當時北韓偷偷發動一次潛艇攻擊，造成46名南韓士兵喪生，並擊沉在南韓水域航行的軍艦「天安號」。此外，北韓也炮轟南韓的一個小島，造成4人喪生。但是，南韓的復仇欲望往往迅速煙消雲散。

國際調查員證實，天安號是被一枚北韓魚雷所擊沉。隨後，南韓總統李明博說，北韓政府應該「付出代價」，但是，南韓的選民拒絕支持他。美國的九一一事件促使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宣戰，南韓卻沒有類似的反應。李明博的政黨在期中選舉中潰敗，這一點顯示南韓比較關注的，是維持和平和生活水準，而不是給北韓一個教訓。

南韓人密切注意德國統一所付出的代價。一些研究發現，如果南、北韓統一，南韓所承受的經濟負擔，在比例上將是西德吸收前東德的兩倍半。這些研究發現，統一會讓南韓在三十年之間耗掉兩兆美元，讓南韓人在以後六十年繳納更高的稅。而在可預見的將來，百分之十的南韓國內生產總值將用於北韓。

南韓人希望和北韓統一，但不希望立即統一。許多人不希望在有生之年見到統一，而主要的原因就是，統一的代價太高，他們無法接受。

申東赫和其他許多北韓叛逃者有充分的理由抱怨說，南韓人將他們視為教育程度低、談吐粗俗、衣衫襤褸的鄉巴佬，並且認為北韓是一個亂七八糟的國家，它的麻煩遠多於它的價值。

許多證據顯示，南韓社會讓叛逃者難以融入。住在南韓的北韓人失業率，是南韓全國失業率的4倍，而叛逃者的自殺率是南韓人的2.5倍。

然而，南韓人自己也很難融入他們那一心追求成功、注重地位和教育的文化。南韓人也以極其尖刻的批判眼光看待自己的同胞。他們的自我價值定義非常狹隘，例如進入幾所好大學就讀，以及在三星、現代和LG家電等聯合大企業找到一份備受尊重的高薪工作。

金銀基是南韓頂尖大學韓國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他告訴我：「這個社會冷酷、無情、充滿競爭。如果年輕人沒有拿到一張好文憑或好證書，他們就變得非常悲觀，相信他們無法在生命中跨出第一步。信不信由你，學業成績的壓力從四年級就開始了，到了七年級，學業成績就變成了一切。」

在南韓，自殺率節節攀升，自2000年起已經倍增。在2008年，南韓的自殺率比美國的自殺率高出兩倍半。河圭燮是南韓自殺防治學會的會長。他告訴我：「我們得了憂鬱症，卻不去求助，因為我們害怕被當成瘋子。這是我們的快速發展的一個黑暗面。」

因富裕而來的壓力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南韓對申東赫這類叛逃者冷漠以對。

有生之年想做的一件事

申東赫試圖在一個拚命工作、缺乏安全感和壓力過大的奇特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出路。他沒有工作，沒有錢，欠房租，也不確定接下來該做些什麼。十四號勞改營的規則使他不敢和女人發生親密接觸，因為違規者會遭到處決。現在，他想要找一個真正的女朋友，但他說，他不知道該如何跨出第一步。

「我正在從動物進化為人類，」他說：「但是，這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有時我試著像別人那樣哭哭笑笑，想看看我會有什麼感覺。然而，我無法流淚，也笑不出來。」申東赫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他說：「我的身體逃出來了，但我的心還沒有逃出來。」

在世界各地的集中營倖存者當中，研究人員發現一種行為模式，而申東赫的行為符合這種模式。他們經常帶著一個「受汙染的身分」走過生命的歷程，這是哈佛大學的精神病專家朱蒂絲 – 路易士 – 赫曼所提出的說法。她說：「大多數的倖存者時時刻刻帶著一種羞恥感、自我厭惡和失敗感。」

長期以來，人權行動主義者蘇珊娜．肖爾特不斷將勞改營倖存者帶到華盛頓，她告訴我：「西藏人有達賴喇嘛和理查．吉爾，緬甸人有翁山蘇姬，蘇丹的達爾夫人有米亞．法羅和喬治．克隆尼。但是，北韓人沒有這些名流為他們說話。」

申東赫告訴我，他不配為成千上萬仍然待在勞改營的人發言。他為了生存和逃亡而做出的那些事，讓他感到十分羞愧。他不願學英文，部分原因就是英文可能讓他成為重要人物，而他不希望以這種語言一再重述他的故事。但是，他迫切想讓世界了解北韓無所不用其極地隱藏的真相。他背負著重責大任，因為沒有一個在勞改營出生和長大的人曾經逃出來，並向外界解釋勞改營過去所發生，以及至今仍然在發生的事。

申東赫仍然不知道該如何在南韓付帳單、謀生，或找到女朋友，但他已經決定了在他有生之年想做的一件事：成為人權活躍分子，讓國際社會進一步認識勞改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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