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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歐盟(或者更準確地說,那些北歐強國)一直以財政健全的名義,迫使較弱成員國進行社會和政治的「壓力測試」。結果,南歐和部分東歐國家成了政治實驗室,不同國家的不同實驗結果大相徑庭,也越來越難以預測。
事實上,儘管歐洲各國之間有著重大不同,但有一個趨勢正在整個歐洲逐漸顯露:選民,不管哪種政治傾向的選民,一開始都拒絕了實施緊縮的領導人。但是,在一邊倒地反對緊縮之外,各國的經歷大不相同。
在希臘,公然自稱法西斯黨派的金色黎明(Golden Dawn)的崛起,該黨以繼承前獨裁者梅塔克薩斯(Ioannis Metaxas)的衣缽而自豪。儘管金色黎明存在已有近20年,但直到去年才贏得足夠的支持進入議會。其支持度在持續上升。
金色黎明的成功並不表明希臘人深深地渴望回歸專制。該黨只是抓住了希臘國家政府長期低能和腐敗的弱點,向絕望的公民提供基本福利和其他服務,同時還參與了前所未有的、針對貌似移民的暴力活動。金色黎明還強調派黨員走向街頭充當義務治安維持員。
緊縮同樣激化了義大利長期存在的政治正統性危機,這反映在新的反成規黨派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的崛起上,該黨自稱在傳統中右翼政黨中脫穎而出。事實上,該黨並無明確的政策目標,只是利用了公眾對義大利政治精英的厭惡。這一情緒直接導致了最新選舉沒能產生優勢明顯的贏家。厭惡感相當尖銳:許多五星運動支持者希望由人民代表掌握義大利政府的控制權,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將受到數字監控,以防腐敗。
一些國家的選民最初支持緊縮,但沒有人會再次授權緊縮。比如,在西班牙的地區選舉中,選民清楚支持執政的民眾黨(Popular Party)意味著什麼,這也使西班牙成為南歐唯一一個政府有能力實施嚴苛緊縮的國家。如今,西班牙面臨的的衰退及其導致的債務危機之間的相互強化,這導致長期存在的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再度崛起;緊縮已經將慢性但可控的問題變成了尖銳的生存危機。
類似地,自2011年執政以來,葡萄牙中右翼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成功推行了嚴苛緊縮政策,包括增稅和減支。但上個月引入的新措施促使日益失望的民眾走上街頭。到目前為止,葡萄牙人民忍受著痛苦的緊縮,並要求提前兩年舉行大選。
遍及南歐的政治和社會動盪給緊縮支持者提供了不少教訓,特別是德國。首先,「唯有痛苦的緊縮財政後,才能獲得穩固的財政體質」這個觀點,純屬幻覺。當政客不得不在社會和衣食父母之間做出選擇時,他們極有可能會放任社會緊張發展,即使情況演變得危險,也不願犧牲自身權力基礎。
南歐給人的第二個教訓是「得過且過」不可能奏效。對新社會契約的支持,要求絕對的公正,而不僅僅是把爛掉的財政搞清楚。而授權這一新方案的機制,也需要一個經由選舉出來的聯盟,而不是由主要政黨們不情不願支持的一個技術官僚,如義大利的蒙蒂。
或者,公民可以試圖領導憲法的安排再協商。比如,冰島提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實驗,起草一份自上而下的憲法。類似地,普通公民佔據了愛爾蘭制憲會議的三分之二席位。
如果南歐的歐元區國家採取新社會契約的道路,它們必須確保它最終與北歐成員國的道路相交。歐元區國家不必採取一刀切的模式,但它們相互依賴的事實意味著泛歐洲社會和經濟安排是必須的。
歐洲領導人必須超越越來越不得人心的「今天勒緊褲腰帶,明天敞開隨便吃」的教條,明白從本質上講,歐元危機是一場政治危機。歐洲領導人不應該糾結於政策速效藥,而應該追求長期解決方案。而這包括了新的社會契約。
延-沃納·穆勒(Jan-Werner Mueller)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高等研究院歷史研究學院成員。他的最新著作是《競爭民主:20世紀歐洲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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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教授到聯合國官員;從中國、新興市場、歐美到中東、阿拉伯世界,全球財經大師開講,深入淺出剖析國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