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廢料專家也解決不了的福島難題

福島核事故爆發已經兩年了，國際社會對這起事件的興趣開始消退。但福島事故的餘波仍在迴響，不僅僅是對於核能未來的公開爭論，10萬多人仍因此次事故而被迫移民安置，一些人失去了家庭、家園、財產甚至生活的意志。

日本的核工業、監管者和政府有責任解釋清楚，為何在日本這樣一個地理條件脆弱的國家，科學和技術沒能將風險和事故後果最小化？為何低輻射地區卻採取了成本極其高的清理措施？以及為何沒有指定明確的操作性廢料管理制度？

其中的教訓不僅是要減少未來事故的風險，也是要促使全世界受核輻射和其他有毒物質污染的地區早日恢復。

日本在自然災難管理方面有著卓越的國際聲譽。但工業化時代以來的最強地震和海嘯，及其所導致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三座反應核芯融毀，遠遠超過了事前設想過的最壞情景。日本國家政府和地方社區對於它們在受污染地區所面臨的局面，沒有任何緊急方法，這導致臨時應變措施效率低下、溝通不暢，特別是在放射風險方面。

儘管存在這些問題，日本仍採取了有效措施疏散高風險人群，也限制了受污染食品被售出的潛在風險。地方社區立刻針對疏散區外部的特殊地點進行清污（比如幼兒園和學校），日本原子能機構（JAEA）也開發了這些地區內部的補救技術。由此產生的示範性工程形成了一個知識庫，可以用來更有效地規劃地區性補救，如現場描述、清理技術和臨時性廢物管理等。

充分的規劃特別重要，因為如此大規模、在地勢和土地使用如此復雜的人口稠密地區的補救，過去從未實施過。

清污工作在地方、地區和國家層面產生了大量廢物需要管理——收集、運輸、分類、存放、減量、準備處理以及最終送往永久性處理設施。但是，由於需要盡快讓居民回到家園，日本原子能機構示範性工程只進行到建設臨時性存放設施，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等待集中化廢物的處理設備完成。

廢物量極其巨大，據估計有3千萬立方公尺（足以將5萬5千個座位的東京巨蛋體育場填滿20次）。廢物成分極其複雜，最後的管理步驟需要仔細優化，雖然其中的主要污染物是相對壽命較短的放射性銫。堆積如山的廢物裝在包裝袋內簡單地存放著，包裝袋會溶解，因此規劃和開發集中處理設施已成為關鍵問題。

一個嚴重的問題是，在地區清污行動開始前，沒人討論過「多清潔才算足夠清潔？」的問題。日本原子能機構示範性工程可用於估算清污的成本和其他資源要求（以及由此產生的廢物量），但不能用於詳細論證地區清潔的數字目標。關於疏散區恢復計劃，我們擁有全面的工具和理論基礎；但政治約束和公眾接受度，對於形成政策來說與技術問題同樣重要。

日本原子能機構已啟動一項工程，作為未來地區規模放射性分佈的樣板，一開始將進行田野調查，好開發一個關於放射性銫的環境遷移模型。該工程包括多學科日本團隊以及國際專家組，這對於該工程建立在已在其他污染環境中使用過的模型之上是很重要的，該工程也能從其他事故中得到的長期數據庫中獲益，這些數據可用於檢驗模型的預測力。

福島災難兩年後，日本仍然面臨著諸多地區補救措施方面的挑戰。所有這些挑戰都無法可靠地推斷未來放射性銫分佈，而後者又是開發有效監測過程和最佳清污計劃的關鍵。

中山伸一是日本原子能機構放射性廢物管理研究員，福島核事故發生後一直從事環境補救工作。
伊安·麥金利（Ian McKinley）是瑞士MCM諮詢公司合夥人，支持日本廢物管理工程超過20年，最近擔任名古屋和岡山大學訪問教授。